朱自清散文集精選五篇

朱自清散文集精選五篇

導語：朱自清，字佩弦，號秋實，出生於江蘇省東海縣，中國近代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五篇朱自清散文集，希望你們喜歡。

散文一：《父母的責任》

在很古的時候，做父母的對於子女，是不知道有什麼責任的。那時的父母以爲生育這件事是一種魔術，由於精靈的作用；而不知卻是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時實是連“父母”的觀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說什麼責任了！（哈蒲浩司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待遇子女的態度和方法，推想起來，不外根據於天然的愛和傳統的迷信這兩種基礎；沒有自覺的標準，是可以斷言的。後來人知進步，精靈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班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結果，並無神怪可言。但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如何呢？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如何呢？那些當仁不讓的父母便漸漸的有了種種主張了。且只就中國論，從孟子時候直到現在，所謂正統的思想，大概是這樣說的：兒子是延續宗祀的，便是兒子爲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養兒子成人，成爲肖子——小之要能掙錢養家，大之要能榮宗耀祖。但在現在，第二個條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給兒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責任——不是對於兒子的責任，是對於他們的先人和他們自己的責任；因爲娶媳婦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續宗祀！至於女兒，大家都不重視，甚至厭惡的也有。賣她爲妓，爲妾，爲婢，寄養她於別人家，作爲別人家的女兒；送她到育嬰堂裏，都是尋常而不要緊的事；至於看她作“賠錢貨”，那是更普通了！在這樣情勢之下，父母對於女兒，幾無責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養着；大了跟着母親學些針黹，家事，等着嫁人。這些都沒有一定的責任，都只由父母“隨意爲之”。只有嫁人，父母卻要負些責任，但也頗輕微的。在這些時候，父母對兒子總算有了顯明的責任，對女兒也算有了些責任。但都是從子女出生後起算的。至於出生前的責任，卻是沒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們說起，只怕還要吃驚哩！在他們模糊的心裏，大約只有“生兒子”、“多生兒子”兩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卻不是責任。雖然那些已過三十歲而沒有生兒子的人，便去納妾，吃補藥，千方百計的想生兒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責任。所以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塗給了他們一條生命！因此，無論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權利。

近代生物科學及人生科學的發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進。“人的責任”的見解，因而起了多少的變化，對於“父母的責任”的見解，更有重大的改正。從生物科學裏，我們知道子女非爲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卻大部分是爲子女而生存！與其說“延續宗祀”，不如說“延續生命”和“延續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關聯的，又有“擴大或發展生命”的要求，這卻從前被習俗或禮教埋沒了的，於今又擡起頭來了。所以，現在的父母不應再將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裏，叫他們做“肖子”，應該讓他們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發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於子與女的應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學所說明，以及現實生活所昭示，更其是顯然了。這時的父母負了新科學所指定的責任，便不能像從前的隨便。他們得知生育子女一面雖是個人的權利，一面更爲重要的，卻又是社會的服務，因而對於生育的事，以及相隨的教養的事，便當負着社會的責任；不應該將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後嗣而教養他們，應該將他們看作社會的後一代而教養他們！這樣，女兒隨意怎樣待遇都可，和爲家族與自己的利益而教養兒子的事，都該被抗議了。這種見解成爲風氣以後，將形成一種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輕率的、容易的事；人們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將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沒有父母的能力而貿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養成身體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將受社會與良心的制裁了。在這樣社會裏，子女們便都有福了。只是，慚愧說的，現在這種新道德還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們的標準看，在目下的社會裏——特別注重中國的社會裏，幾乎沒有負責任的父母！或者說，父母幾乎沒有責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瘋人，白癡都可公然結婚，生育子女！雖然也有人慨嘆於他們的子女從他們接受的遺傳的缺陷，但卻從沒有人抗議他們的生育的權利！因之，殘疾的、變態的人便無減少的希望了！窮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卻可生出許多子女；寧可讓他們忍凍捱餓，甚至將他們送給人，賣給人，卻從不懷疑自己的權利！也沒有別人懷疑他們的權利！因之，流離失所的，和無教無養的兒童多了！這便決定了我們後一代的悲慘的命運！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負着生育之社會的責任的結果。也便是社會對於生育這件事放任的結果。所以我們以爲爲了社會，生育是不應該自由的；至少這種自由是應該加以限制的！不獨精神，身體上有缺陷的，和無養育子女的經濟的能力的應該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後一代社會所需要而教育他們的，也當受一種道德的制裁。——教他們自己制裁，自覺的不生育，或節制生育。現在有許多富家和小資產階級的孩子，或因父母溺愛，或因父母事務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致不能養成適應將來的健全的人格；有些還要受些祖傳老店“子曰鋪”裏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會有新鮮活潑的進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裏，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這些傾向！這種生育的流弊，雖沒有前面兩種的厲害，但足以爲“進步”的重大的阻力，則是同的！並且這種流弊很通行，——試看你的朋友，你的親戚，你的家族裏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哪個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將也爲他們的——也可說我們的——運命擔憂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現在生活程度漸漸高了，在小資產階級裏，教養一個子女的費用，足以使家庭的安樂縮小，子女的數和安樂的量恰成反比例這件事，是很顯然了。那些貧窮的人也覺得子女是一種重大的壓迫了。其實這些情形從前也都存在，只沒有現在這樣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資產階級裏，新興的知識階級最能銳敏的感到這種痛苦。可是大家雖然感着，卻又覺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讓命運去決定了。直到近兩年，生物學的知識，尤其是優生學的知識，漸漸普及於一般知識階級，於是他們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順夫人來華，傳播節育的理論與方法，影響特別的大；從此便知道不獨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當事人不願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於是對於子女的事，比較出生後，更其注重出生前了；於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顯明的責任了。父母對於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權力，則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養，便都是他們的過失。他們應該受良心的責備，受社會的非難！而且看“做父母”爲重大的社會服務，從社會的立場估計時，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責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後的責任反要大哩！以上這些見解，目下雖還不能成爲風氣，但確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識階級裏。我希望知識階級的努力，一面實行示範，一面儘量將這些理論和方法宣傳，到最僻遠的地方里，到最下層的社會裏；等到父母們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這些責任，並且“願意”自己背上“負”這些責任，那時基於優生學和節育論的新道德便成立了。

這是我們子孫的福音！

在最近的將來裏，我希望社會對於生育的事有兩種自覺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舉花柳病者等，該用法律去禁止他們生育的權利，便是法律的制裁。這在美國已有八州實行了。但施行這種制裁，必需具備幾個條件，纔能有效。一要醫術發達，並且能得社會的信賴；二要戶籍登記的詳確（如遺傳性等，都該載入）；三要舉行公衆衛生的檢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會的寬容。這五種在現在的中國，一時都還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暫難實現；我們只好從各方面努力罷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雖然還不可能，勸止“做父母”的事，卻是隨時，隨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責任，教人知道現在的做父母應該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就是人們於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負責及不能負責的父母是怎樣不合理，怎樣損害社會，怎樣可恥！這都是愛作就可以作的。這樣給人一種新道德的標準去自己制裁，便是社會的道德的制裁的出發點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現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設的。並且在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見些。況不適當的生育當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項，將來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餘幾種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爲，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見效，而且是更爲重要；我們的努力自然便該特別注重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將來雖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時而窮，仍非靠道德輔助不可；況法律的施行，有賴於社會的寬容，而社會寬容的基礎，仍必築於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現在法律的制裁未實現的時候，尤其是這樣！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們希望他們自己覺得身體的缺陷，自己懺悔自己的罪孽；便藉着懺悔的力量，決定不將罪孽傳及子孫，以加重自己的過惡！這便自己剝奪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權利。但這種自覺是很難的。所以我們更希望他們的家族，親友，時時提醒他們，監視他們，使他們警覺！關於瘋人、白癡，則簡直全無自覺可言；那是隻有靠着他們保護人，家族，親友的處置了。在這種情形裏，我們希望這些保護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會的責任及他們對於後一代應有的責任，而知所戒懼，斷然剝奪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護者的做父母的權利！這幾類人最好是不結婚或和異性隔離；至少也當用節育的方法使他們不育！至於說到那些窮到連“養育”子女也不能的，我們教他們不濫育，是很容易得他們的同情的。只需教給他們最簡便省錢的節育的方法，並常常向他們懇切的說明和勸導，他們便會漸漸的相信，奉行的。但在這種情形裏，教他們相信我們的方法這過程，要比較難些；因爲這與他們信自然與命運的思想衝突，又與傳統的多子孫的思想衝突——他們將覺得這是一種罪惡，如舊日的打胎一樣；並將疑惑這或者是洋人的詭計，要從他們的身體裏取出什麼的！但是傳統的思想，在他們究竟還不是固執的，魔術的懷疑因了宣傳方法的巧妙和時日的長久，也可望減縮的；而經濟的壓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實際的壓迫，他們難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傳的得法，他們是容易漸漸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資產階級，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極難侵入的！他們有相當的經濟的能力，有固執的傳統的思想，他們是不會也不願知道生育是該受限制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是不適當的生育！他們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傳統的態度與方法待遇他們，結果是將他們裝在自己的型裏，作自己的犧牲！這樣儘量摧殘了兒童的個性與精神生命的發展，卻反以爲盡了父母的責任！這種誤解責任較不明責任實在還要壞；因爲不明的還容易納入忠告，而誤解的則往往自以爲是，拘執不肯更變。這種人實在也不配做父母！因爲他們並不能負真正的責任。我們對於這些人，雖覺得很不容易使他們相信我們，但總得盡我們的力量使他們能知道些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的道理，使他們能以兒童爲本位，能“理解他們，指導他們，解放他們”；這樣改良從前一切不適當的教養方法。並且要使他們能有這樣決心：在他們覺得不能負這種適當的教養的責任，或者不願負這種責任時，更應該斷然採取節育的辦法，不再因循，致誤人誤己。這種宣傳的事業，自然當由新興的知識階級擔負；新興的知識階級雖可說也屬於小資產階級裏，但關於生育這件事，他們特別感到重大的壓迫，因有了徹底的瞭解，覺醒的態度，便與同階級的其餘部分不同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留着：現存的由各種不適當的生育而來的子女們，他們的父母將怎樣爲他們負責呢？我以爲花柳病者等一類人的子女，只好任憑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許謬種再得流傳便了。貧家子女父母無力教養的，由社會設法儘量收容他們，如多設貧兒院等。但社會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還是要任憑自然先生去處置的！這是很悲慘的事，但經濟組織一時既還不能改變，又有什麼法兒呢？我們只好“盡其在人”罷了。至於那些以長者爲本位而教養兒童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改良，前節已說過了。還有新興的知識階級裏現在有一種不願生育子女的傾向；他們對於從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覺得冷淡，甚至厭惡，因而不願爲他們盡力。在這裏，我要明白指出，生物進化，生命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前一代犧牲於後一代，犧牲是進步的一個階梯！願他們——其實我也在內——爲了後一代的發展，而犧牲相當的精力於子女的教養；願他們以極大的忍耐，爲子女們將來的生命築堅實的基礎，願他們牢記自己的幸福，同時也不要忘了子女們的幸福！這是很要些涵養工夫的。總之，父母的責任在使子女們得着好的生活，並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會上得着些健全的、優良的、適於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隨意的。

爲使社會上適於生存的日多，不適於生存的日少，我們便重估了父母的責任：

父母不是無責任的。

父母的責任不應以長者爲本位，以家族爲本位；應以幼者爲本位，社會爲本位。

我們希望社會上父母都負責任；沒有不負責任的父母！“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義務和權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務社會的機會”，這是生物學、社會學所指給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責任由不明瞭到明瞭是可能的，則由不正確到正確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總在我們的努力，比較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尤其重大的，這是我們對一切幼者的責任！努力努力！

散文二：《我是揚州人》

有些國語教科書裏選得有我的文章，註解裏或說我是浙江紹興人，或說我是江蘇江都人——就是揚州人。有人疑心江蘇江都人是錯了，特地老遠的寫信託人來問我。我說兩個籍貫都不算錯，但是若打官話，我得算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裏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只去過兩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裏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

我家是從先祖纔到江蘇東海做小官。東海就是海州，現在是隴海路的終點。我就生在海州。四歲的時候先父又到邵伯鎮做小官，將我們接到那裏。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記得了，只對海州話還有親熱感，因爲父親的揚州話裏夾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兩年，是住在萬壽宮裏。萬壽宮的院子很大，很靜；門口就是運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裏扔瓦片玩兒。邵伯有個鐵牛灣，那兒有一條鐵牛鎮壓着。父親的當差常抱我去看它，騎它，撫摩它。鎮裏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記了。只記住在鎮裏一家人家的私塾裏讀過書，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兒，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園裏一根橫倒的枯樹幹上說着話，依依不捨，不想回家。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記得他瘦得很，也許是肺病罷？

六歲那一年父親將全家搬到揚州。後來又迎養先祖父和先祖母。父親曾到江西做過幾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過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揚州住着。我在揚州讀初等小學，沒畢業；讀高等小學，畢了業；讀中學，也畢了業。我的英文得力於高等小學裏一位黃先生，他已經過世了。還有陳春臺先生，他現在是北平着名的數學教師。這兩位先生講解英文真清楚，啓發了我學習的興趣；只恨我始終沒有將英文學好，愧對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過世了，我的國文是跟他老人家學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後在他家夜塾裏的時候。中學畢業，我是十八歲，那年就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

就在十八歲那年冬天，父親母親給我在揚州完了婚。內人武鍾謙女士是杭州籍，其實也是在揚州長成的。她從不曾去過杭州；後來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後來因爲肺病死在揚州，我曾爲她寫過一篇《給亡婦》。我和她結婚的時候，祖父已死了好幾年了。結婚後一年祖母也死了。他們兩老都葬在揚州，我家於是有祖塋在揚州了。後來亡婦也葬在這祖塋裏。母親在抗戰前，兩年過去，父親在勝利前四個月過去，遺憾的是我都不在揚州；他們也葬在那祖塋裏。這中間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個女兒！她性情好，愛讀書，做事負責任，待朋友最好。已經成人了，不知什麼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塋裏。我有九個孩子。除第二個女兒外，還有一個男孩不到一歲就死在揚州；其餘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曾在揚州老家住過多少年。這個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還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裏。

我家跟揚州的關係，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了。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爲揚州人了；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但是從前一直馬馬虎虎的騎在牆上，並且自稱浙江人的時候還多些，又爲了什麼呢？這一半因爲報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還有些別的道理。這些道理第一樁就是籍貫是無所謂的。那時要做一個世界人，連國籍都覺得狹小，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那時在大學裏覺得同鄉會最沒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來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揚州人，自己卻因爲浙江籍，不去參加江蘇或揚州同鄉會。可是雖然是浙江紹興籍，卻又沒跟一個道地浙江人來往，因此也就沒人拉我去開浙江同鄉會，更不用說紹興同鄉會了。這也許是兩棲或騎牆的好處罷？然而出了學校以後到底常常會到道地紹興人了。我既然不會說紹興話，並且除了花雕和蘭亭外幾乎不知道紹興的別的情形，於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認是假紹興人。那雖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點兒窘的。

還有一樁道理就是我有些討厭揚州人；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氣和虛氣。小是眼光如豆，虛是虛張聲勢，小氣無須舉例。虛氣例如已故的揚州某中央委員，坐包車在街上走，除拉車的外，又跟上四個人在車子邊推着跑着。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指出揚州人這些毛病。後來要將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裏，商務印書館不肯，怕再鬧出“閒話揚州”的案子。這當然也因爲他們總以爲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罵揚州人是會得罪揚州人的。但是我也並不抹煞揚州的好處，曾經寫過一篇《揚州的夏日》，還有在《看花》裏也提起揚州福緣庵的桃花。再說現在年紀大些了，覺得小氣和虛氣都可以算是地方氣，絕不止是揚州人如此。從前自己常答應人說自己是紹興人，一半又因爲紹興人有些戇氣，而揚州人似乎太聰明。其實揚州人也未嘗沒戇氣，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辦了這麼多年漢民中學，不管人家理會不理會，難道還不夠“戇”的！紹興人固然有戇氣，但是也許還有別的氣我討厭的，不過我不深知罷了。這也許是阿Ｑ的想法罷？然而我對於揚州的確漸漸親熱起來了。

揚州真像有些人說的，不折不扣是個有名的地方。不用遠說，李鬥《揚州畫舫錄》裏的揚州就夠羨慕的。可是現在衰落了，經濟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沒精打采的鹽商家就知道。揚州人在上海被稱爲江北老，這名字總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負的，他們於是學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話來冒充上海人。到了這地步他們可竟會忘其所以的欺負起那些新來的江北老了。這就養成了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戰以來許多揚州人來到西南，大半都自稱爲上海人，就靠着那一點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也還自稱爲上海人。其實揚州人在本地也有他們的驕傲的。他們稱徐州以北的人爲侉子，那些人說的是侉話。他們笑鎮江人說話土氣，南京人說話大舌頭，儘管這兩個地方都在江南。英語他們稱爲蠻話，說這種話的當然是蠻子了。然而這些話只好關着門在家裏說，到上海一看，立刻就會矮上半截，縮起舌頭不敢嘖一聲了。揚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個江北老，一大堆揚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卻不願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況且上海對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紹興對我也差不多；因爲我知道上海雖然也許比知道紹興多些，但是紹興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無干的。然而年紀大起來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個故鄉。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詩，說“把故鄉掉了”。其實他掉了故鄉又找到了一個故鄉；他詩文裏提到蘇州那一股親熱，是可羨慕的，蘇州就算是他的故鄉了。他在蘇州度過他的童年，所以提起來一點一滴都親親熱熱的，童年的記憶最單純最真切，影響最深最久；種種悲歡離合，回想起來最有意思。“青燈有味是兒時”，其實不止青燈，兒時的一切都是有味的。這樣看，在那兒度過童年，就算那兒是故鄉，大概差不多罷？這樣看，就只有揚州可以算是我的故鄉了。何況我的家又是“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呢？所以揚州好也罷，歹也罷，我總該算是揚州人的。

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５日作

散文三：《人話》

在北平呆過的人總該懂得“人話”這個詞兒。小商人和洋車伕等等彼此動了氣，往往破口問這麼句話：

你懂人話不懂？——要不就說：

你會說人話不會？

這是一句很重的話，意思並不是問對面的人懂不懂人話，會不會說人話，意思是罵他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這叫拐着彎兒罵人，又叫罵人不帶髒字兒。不帶髒字兒是不帶髒字兒，可到底是“罵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這個詞兒。他們生氣的時候也會說“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有“不像話”，“不成話”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話”這個詞兒。“不像話”，“不成話”，是沒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話”，“不說人話”來，還少拐了一個彎兒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後才說那些話，當着面大概他們是不說的。這就聽着火氣小，口氣輕似的，聽慣了這就覺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幾句來得斯文點兒，不像“人話”那麼野。其實，按字面兒說，“人話”倒是個含蓄的詞兒。

北平人講究規矩，他們說規矩，就是客氣。我們走進一家大點兒的鋪子，總有個夥計出來招待，哈哈腰說，“您來啦！”出來的時候，又是個夥計送客，哈哈腰說，“您走啦，不坐會兒啦？”這就是規矩。洋車伕看同夥的問好兒，總說，“您老爺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爺在那兒上學？”從不說“你爸爸”，“你媽媽”，“你兒子”，可也不會說“令尊”，“令堂”，“令郎”那些個，這也是規矩。有的人覺得這些都是假仁假義，假聲假氣，不天真，不自然。他們說北平人有官氣，說這些就是憑據。不過天真不容易表現，有時也不便表現。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面前，天真纔有流露的機會，再說天真有時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愛的。所以得講規矩。規矩是調節天真的，也就是“禮”，四維之首的“禮”。禮須要調節，得有點兒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說是假。調節和做作是爲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這兒是所謂“習慣成自然”。規矩也罷，禮也罷，無非教給人做人的道理。我們現在到過許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講究規矩並不壞，至少我們少碰了許多硬釘子。講究規矩是客氣，也是人氣，北平人愛說的那套話都是他們所謂“人話”。

別處人不用“人話”這個詞兒，只說講理不講理，雅俗通用。講理是講理性，講道理。所謂“理性”（這是老名詞，重讀“理”字，翻譯的名詞“理性”，重讀“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謂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現在人愛說“合理”，那個“理”的意思比“講理”的“理”寬得多。“講理”當然“合理”，這是常識，似乎用不着檢出西哲亞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說“人是理性的動物”。可是這句話還是用得着，“講理”是“理性的動物”的話，可不就是“人話”？不過不講理的人還是不講理的人，並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所包含着的意思。講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講茶”就常教人觸目驚心的。可是看字面兒，“你講理不講理？”的確比“你懂人話不懂？”“你會說人話不會？”和平點兒。“不講理”比“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多拐了個彎兒，就不至於影響人格了。所謂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人話”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說“理”這個詞兒其實有點兒灰色，趕不上“人話”那個詞兒鮮明，現在也許有人覺得還用得着這麼個鮮明的詞兒。不過向來的小商人洋車伕等等把它用得太鮮明瞭，鮮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這真是怪可惜的。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５日作。

散文四：《畫中有鬼》

不管我們相信有鬼或無鬼，我們的話裏免不了有鬼。我們話裏不但有鬼，並且鑄造了鬼的性格，描畫了鬼的形態，賦予了鬼的才智。憑我們的話，鬼是有的，並且是活的。這個來歷很多，也很古老，我們有的是鬼傳說，鬼藝術，鬼文學。但是一句話，我們照自己的樣子創出了鬼，正如宗教家的上帝照他自己的樣子創出了人一般。鬼是人的化身，人的影子。我們討厭這影子，有時可也喜歡這影子。正因爲是自己的化身，才能說得活靈活現的，纔會老掛在嘴邊兒上。

“鬼”通常不是好詞兒。說“這個鬼！”是在罵人，說“死鬼”也是的。還有“煙鬼”，“酒鬼”，“饞鬼”等，都不是好話。不過罵人有怒罵，也有笑罵；怒罵是恨，笑罵卻是愛——俗語道，“打是疼，罵是愛”，就是明證。這種罵儘管罵的人裝得牙癢癢的，捱罵的人卻會覺得心癢癢的。女人喜歡罵人“鬼……”“死鬼！”大概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刻薄鬼”，“嗇刻鬼”，“小氣鬼”等，雖然不大惹人愛似的，可是笑嘻嘻的罵着，也會給人一種熱，光卻不會有——鬼怎麼會有光？光天化日之下怎麼會有鬼呢？固然也有“白日見鬼”這句話，那跟“見鬼”，“活見鬼”一樣，只是說你“與鬼爲鄰”，說你是個鬼。鬼沒有陽氣，所以沒有光。所以只有“老鬼”，“小鬼”，沒有“少鬼”，“壯鬼”，老年人跟小孩子陽氣差點兒，憑他們的年紀就可以是鬼，青年人，中年人陽氣正盛，不能是鬼。青年人，中年人也可以是鬼，但是別有是鬼之道，不關年紀。“閻王好見，小鬼難當”，那“小”的是地位，所以可怕可恨；若憑年紀，“老鬼”跟“小鬼”倒都是恨也成，愛也成。——若說“小鬼頭”，那簡直還親親兒的，熱熱兒的。又有人愛說“鬼東西”，那也還只是鬼，“鬼”就是“東西”，“東西”就是“鬼”。總而言之，鬼貪，鬼小，所以“有錢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陰氣，是黑暗的東西。人也貪，也小，也有黑暗處，鬼其實是代人受過的影子。所以我們只說“好人”，“壞人”，卻只說“壞鬼”；恨也罷，愛也罷，從來沒有人說“好鬼”。

“好鬼”不在話下，“美鬼”也不在話下，“醜鬼”倒常聽見。說“鬼相”，說“像個鬼”，也都指鬼而言。不過醜的未必就不可愛，特別像一個女人說“你看我這副鬼相！”“你看我像個鬼！”她真會想教人討厭她嗎？“做鬼臉”也是鬼，可是往往惹人愛，引人笑。這些都是醜得有意思。“鬼頭鬼腦”不但醜，並且醜得小氣。“鬼膽”也是小的，“鬼心眼兒”也是小的。“鬼胎”不用說的怪胎，“懷着鬼胎”不用說得擔驚害怕。還有，書上說，“冷如鬼手馨！”鬼手是冰涼的，屍體原是冰涼的。“鬼叫”，“鬼哭”都刺耳難聽。——“鬼膽”和“鬼心眼兒”卻有人愛，爲的是怪可憐見的。從我們話裏所見的鬼的身體，大概就是這一些。

再說“鬼鬼祟祟的”雖然和“鬼頭鬼腦”差不多，可只描畫那小氣而不光明的態度，沒有指出身體部分。這就跟着“出了鬼！”“其中有鬼！”固然，“鬼”，“詭”同音，但是究竟因“鬼”而“詭”，還是因“詭”而“鬼”，似乎是個兜不完的圈子。我們也說“出了花樣”，“其中有花樣”，“花樣”正是“詭”，是“譎”；鬼是詭譎不過的，所以花樣多的人，我們說他“鬼得很！”書上的“鬼蜮伎倆”，口頭的“鬼計多端”，指的就是這一類人。這種人只惹人討厭招人恨，誰愛上了他們纔怪！這種人的話自然常是“鬼話”。不過“鬼話”未必都是這種人的話，有些居然娓娓可聽，簡直是“暱暱兒女語”，或者是“海外奇談”。說是“鬼話”！儘管不信可是愛聽的，有的是。尋常誑語也叫做“鬼話”，王爾德說得有理，誑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撒得好。鬼並不老是那麼精明，也有馬虎的時候，說這種“無關心”的“鬼話”，就是他馬虎的時候。寫不好字叫做“鬼畫符”，做不好活也叫做“鬼畫符”，都是馬馬虎虎的，敷敷衍衍的。若連不相干的“鬼話”都不愛說，“符”也不愛“畫”，那更是“懶鬼”。“懶鬼”還可以希望他不懶，最怕的是“鬼混”，“鬼混”就簡直沒出息了。

從來沒有聽見過“笨鬼”，鬼大概總有點兒聰明，所謂“鬼聰明”。“鬼聰明”雖然只是不正經的小聰明，卻也有了不起處。“什麼鬼玩意兒！”儘管你瞧不上眼，他的可是一套玩意兒。你笑，你罵，你有時笑不得，哭不得，總之，你不免讓“鬼玩意兒”耍一回。“鬼聰明”也有正經的，書上叫做“鬼才”。李賀是唯一的號爲“鬼才”的詩人，他的詩濃麗和幽險，森森然有鬼氣。更上一層的“鬼聰明”，書上叫做“鬼工”；“鬼工”險而奇，非人力所及。這詞兒用來誇讚佳山水，大自然的創作，但似乎更多用來誇讚人們文學的和藝術的創作。還有“鬼斧神工”，自然奇妙，也是這一類頌辭。借了“神”的光，“鬼”才能到這“自然奇妙”的一步，不然只是“險而奇”罷了。可是借光也不大易，論書畫的將“神品”列在第一，絕不列“鬼品”，“鬼”到底不能上品，真也怪可憐的。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

散文五：《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讚詞，正是物稀爲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裏。古文《尚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裏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爲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爲正式的。朋友們的閒談也是一種，可稱爲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閒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閒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閒”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閒談也有——“天氣”常是閒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裏。還有一部《紅樓夢》，裏面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爲“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讚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裏的表現了。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着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着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