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讀物《沉默的大多數》讀後感

寒假讀物《沉默的大多數》讀後感

導語：想到王小波，就不由得記起他看似平和的態度與近乎戲謔的幽默，或許是因爲身處時代的特殊，他的語氣比魯迅先生要溫和得多，從他的文字裏，我們幾乎見不到那種嫉惡如仇的憤怒吶喊。小編推薦給大家幾篇精選讀後感，一起看看吧。

第一篇

沉默是個雙面的詞語，魯迅說過:“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而由沉默導致的悲劇往往是令人痛心的。這樣的故事進場發生在我們身邊:公交車上，一位凶神惡煞的乘客因爲一兩塊錢車錢的問題，毆打公交車司機，或者是小偷形跡敗露之後毆打、威脅受害人，而在公交車上的，往往都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沉默”，是人性的冷漠，是怯懦，助長的是惡人的氣焰。扼殺的，是他們自己的靈魂。

有一種言論認爲，中國人是這世界上忍耐力和抗壓能力最好的人羣之一。我們長期生活在各種重壓之下，他人的重壓，社會給你的重壓，權力的重壓，金錢的重壓。面對苦難，面對災禍，我們彷彿都是那麼的敦厚善良，大多數人總是選擇逆來順受，總是學會服從和屈服。用學者的話來說:這就是中國人的奴性。孕育形成臻至完美的過程長達幾千年之久，這期間，中國人已經逐步的失去了自由的靈魂，失去了獨立的人格。不會獨立的思考，沒有自由的魂靈。

面對社會的不公與苦難，太多的人選擇了沉默，這是個悲劇。這沉默的大多數，在王小波的雜文《一致特立獨行的豬》中就成了普通豬的原型，這豬是高度擬人化的豬，普通的豬就如同普通的人一樣，麻木，無論他們願意或不願意，都屈服於他人的設置安排，按照他人所規劃的去生活，肉豬閹掉只爲長肉，種豬只爲當“花花公子”，對周遭的一切漠不關心。而這其中作者描寫了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這豬有很多擬人化的特徵:1、象山羊一樣敏捷;2、不安於命運，不向命運低頭;3、習慣於特立獨行;4、對知識青年好;5、善於鬥爭，敢於鬥爭;6、對邪惡的勢力有着高度的警惕性;7、歲月的磨難使豬的本性發生了改變，對人變得更加冷漠和不信任。但無論是屈服於他人的普通豬，還是對人變得更加冷漠和不信任的豬，最後，他們還是豬，我們不要做豬，我們要做“人”，所以在他人安排的生活中，不能失去獨立的思考和靈魂。在生活的磨難之後，不能滅失掉人性中那些美好的東西，包容，善良，寬容，正義，這時，我們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數”。

不做沉默的大多數，不做他人跳樓時的起鬨鼓掌者，不做他人蒙受苦難時譏諷者，不甘屈服，敢於爭取自己微小的權利。曾經聽過這樣一個事情，有個律師在列車上買了瓶一塊五毛錢的水，他問賣水的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說自古以來就沒有發票，律師毫不猶豫的將鐵路局告上了法庭，勝訴了。大家以爲他以後做火車會遭受到很大的困難麼?沒有，相反的，每次他坐火車，列車長會親自把東西送上來，然後問他:“您是現在就要發票還是等下要下車了我給您送過來?”。權利，就是這樣自己爭取來的，儘管是微末的權利，你也不能放棄，因爲一旦你放棄，你就會放棄得越來越多。不能做沉默的人，看着自己的權利慢慢被奪走，只留下自己自怨自艾。

“沉默”是精神癌症，打雙引號是爲了區別前者。沉默造就了怯懦的人，這些怯懦的、爲人父母的人，他們會在克拉瑪依大火時，說出令人心疼的“讓領導先走”。沉默造就冷漠的人，他們是跳樓者樓下的起鬨者、鼓掌者，他們是在他人面對歹徒的時候那些袖手旁觀的人。沉默造就一個又一個的“中國式悲劇”，讓我們感嘆人性的醜陋，而誰又知到我們人性的醜陋，是我們自己親自展示給別人看的，滿臉堆笑的對別人說:“看，我多醜陋。”

有很多的人在該沉默的時候不沉默，在不該沉默的時候沉默。面對強權，他們忌憚。面對弱者，他們鄙夷。前陣子因爲釣魚島，很多所謂“愛國人士”上街遊行。對他們我不做出正面評價，這裏完全引用他人的話語:“一個連街頭小偷都不敢喝斥的人，居然嚷嚷着要踏平東京，滅了小日本。”你應在何時沉默?何時不沉默?

我們需要沉默的大多數，不需要“沉默”的大多數!

第二篇

衆所周知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他自認爲是小說家，這是他在寫作末年開始寫的所有雜文總編，編者是他的妻子李銀河，並不是按照時間順序，而是從內容上的連貫性出發而組織的，客觀背景大致如此。至今我仍然認爲，大多數小說作家並不會寫很多雜文其實是一種害羞自卑心理，相比較而言，我倒認爲王小波在這方面確實是有鬥士的精神。

我們都知道雜文的精髓在於批判，而“膽子”似乎是很關鍵的一環。本書的開篇<沉默的大多數>，給我們講述了他的動機，但看起來更像一杯壯膽的烈酒。他說自己因爲“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這在我看來是一個對我們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的隱喻。雜文集名爲<沉默的大多數>。大體意思是說:自從我成人以來，所見到的一切全是顛倒着的。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着，哪裏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係——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現在的中國似乎任然沒有實現真正的“自由”，這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我們現在經歷的時代很浮躁，越來越缺少沉得住氣的智慧與理智，利益和金錢的誘惑也已早早得開始腐化學生的靈魂。我們外強中乾，以爲華麗個性的衣飾可以裹住脆弱的內心，於是穿着奇裝異服，表情冷漠。內心又常常空洞膚淺，在虛無的網絡中尋找虛無的知己，在現實的社會中面對封閉的自我。不得不承認，我也屬於那沉默的大多數，對於生活中很多事都抱着不敢說、不能說、不必說的心態。正如王小波所說的，這似乎是中國人的通病。王小波在此文中寫到“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衆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在時隔十多年的今天，這一切似乎顛倒了，在通訊技術越來越發達的今天人們的距離似乎拉近了，就表面看來人們似乎更加擅長表現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潮流的衝擊下，中國人似乎已經拋棄了沉默是金的觀念，但是在我看來卻不是這樣，現在的人們似乎更擅長在陌生人面前表現自，卻不能向最親近的人說出自己的想法，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對着電腦像不曾見面的陌生人傾訴，卻和親近的人無言相對。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相信虛擬世界中人們的隻言片語，卻無視身邊的人的真切關懷。有人說21世紀最偉大的發明是計算機，它使人類真正的做到了足不出戶就能知天下事，但是與此同時，他把人性的優缺點無限的放大了，在當今社會，人類似乎可以更自由的發表言論，於是，我們抱着獵奇的心態在網絡上搜索各種自認爲新奇的事情，然後，對着不相識甚至沒見過的人大加評論，這樣的“真相”似乎來得太快，卻顯得那樣的不真實[]。

在中國做知識分子，有一種傳統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傳下來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個循規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樣，做出了樂趣，再去管別人。但當我們還小的時候，從小學到中學 ，班上都是這樣的好同學，揹着手聽講，當上了小班長，再去管別人。現在也是這樣，先是好好地求學，當了知名理論家或批評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當然，這是做人的訣竅。做個知識分子，似乎稍嫌不夠；除了把世道人心匡得正正的，還該乾點別的。由這樣的模式，自然會產生一種學堂式的氣氛，先是求學，受教，攢到了一定程度，就來教別人。如此一種學堂開辦數千年來，總是同一些知識在其中循環，並未產生一種面向未來，超越人類的文化。

看完之後，最大的感慨還是自己的成長，從一個叛逆偏激的孩子到如今還算客觀平衡的成年人。而最欣慰的還是自己一直保持着思考的習慣。對王小波本人的一些思考結論我雖然不再贊同，但對他敢於質疑善於批判的態度是絕對尊敬的，這是一個羣體精神進步的源泉。一個羣體需要鬥士，需要鬥士一樣的戰鬥精神，但同時，必須健康的引導這種精神推動力是車輪前進，而不要讓這種精神把整個車都給砸爛，就需要還有一個將軍，一個理智客觀的領導者。至於將軍是誰，怎麼做，恐怕就不是鬥士所能知道的了。

第三篇

王小波說：“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整本書看下來你會發現王小波不少想法都有點偏激，都非常新奇，甚至他的文字都“掛羊頭賣狗肉”，淘氣到不行。但你不得不承認他的想法能激發你新的思考，很有啓發性。

於是這個時候的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王小波，可以從他的文字中瞭解到那個特殊時代的故事，感受到一位知識分子冷靜又清醒的思考，並通過他的語言，喚起我們對於自己身處的當下社會的反思。

就像王小波自己提到的那樣：

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着，哪裏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係——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是不是太狂了？

這不是一種狂，是一種誠實與清醒，於我輩，於今之世，亦是心有慼慼焉。

在我不會說話的時候最想說話。在我真正能說，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多的時候反倒沉默了。

王小波曾經狂熱過，他沒有否認。他這一代人，或多或少有過一段失卻理性的日子。以十七歲的弱冠之年，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隻身跑到雲南邊疆，戰天鬥地，未始不是一種革命時代的青春騷動。然而，嚴酷的現實很快覆蓋了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想象，王小波開始沉默。

可以說，王小波對於“沉默的大多數”的理解，始於沉默的自己。

當猛地醒悟過來自己屬於“沉默的大多數”這一個弱勢羣體之時，他開始尋找沉默的原因。是因爲沒有能力，沒有機會嗎？是因爲某種不便爲人知道的隱情？

他在思考過後，將自己歸入一類弱勢羣體，這一類人“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文字和聲音作爲一種主流價值觀的載體的存在的時候，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消失的，可是在那個年代，如王小波者卻選擇了沉默。

當話語被權力掌控，被禁錮的並非語言，而是作爲個體的獨立性。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就只好選擇沉默——“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但你也可以不聽。”

在那個狂熱戰勝了理性的年代，語言的沉默是對於流行話語權的反抗。

說還是思 ： 思考的權利無法剝奪

與說話相比，思想更加遼闊飽滿。……沒有思想，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就像帕斯卡爾所說的那樣，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人的脆弱與高貴都寄託在思想之上。人需要以各種方式來尋求一種思維的樂趣，去維繫生活中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因而這種思考絕對不會來自於一種統一語言的“灌輸”，而更加接近於獨立的價值判斷。

這種判斷，沒有一個對錯的標準答案，思維的精英也許做不了道德的精英，不過這無甚關係。須知，思維能力和道德水平本身就是兩碼事，大衆所信奉的價值觀是否真的就該成爲所有人行爲的金科玉律呢？

答案理所當然是否定的。

大衆的信仰過於狂熱，就很容易將小我埋沒雪藏，這便是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刻奇”。少數服從多數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成爲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種規則。

然而事實卻是，狂信會導致偏執與不理智，多數也並非意味着生來便掌握顛撲不破的真理。否則那些冷漠的看客便可搖身一變成爲某種正確的符號與中國文化最正統的代言，否則對於現有理論的思考、探索與超越又該從何論起，否則真理性的語言被衆人分享人人皆是聖賢，世界又豈會是最好與最壞並存的複雜模樣？

每一個人作爲獨立的個體，理應具有獨立思考與判斷的理性，而王小波告訴你，如果語言被剝奪，最起碼還有思考的能力與權利，說與思之間，思維與理性不可棄。

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人既然活着，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

在和文集同名的《沉默的大多數》這篇文章中，作者說自己曾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因爲在那個年代，做一個沉默的大多數，遠比做一個喜歡發表意見和“話語”的人要來的理智，在那樣一個沒有理性的時代中，“話語”太多的人往往是不理性，缺乏思考和常識的人。

作者這樣寫道：“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而這些東西是好的。這是我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從話語中，你很少能學到人性，從沉默中卻能。假如還想學得更多，那就要繼續一聲不吭。”

他從沉默中學會了冷靜和思考，身處“沉默”才能夠避免“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的窘境。

只有依靠沉默才能維持住的獨立，已是不幸之中的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