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述思:中國商業誠信缺失的根源
中國商業誠信缺失的根源——知名評論人、財經專欄作家石述思關於商業誠信的思考人們習慣性將當代商業誠信缺失歸咎於制度。這是一個關鍵要素。卻非唯一。古代社會，皇權至上，王法當道，保障百姓權益基本靠明主、清官和大俠，以完善的制度保護處於社會最底層（士農工商）的商人更是癡人說夢，但不妨礙揹負罵名的商業前輩們延續事業的香火，甚至在清代還崛起了影響深遠的晉商和徽商，而維繫其蓬勃成長的核心要素是誠信。但簡單由此得出古代商人比現代企業家道德水平高卻有失公允。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對傳統鄉村的“熟人社會”有過精妙總結。這也道出了古代商人生意興隆的基石：在人口被戶籍牢牢捆綁的年代裏，這些冒險家靠着農耕文明下的親朋好友、市長同門，將血緣、親緣、地緣關係發揮到淋漓盡致，以權力爲軸心，構建了牢固的龐大的人脈網和利益鏈，保證商業的香火代代相傳。甚至在朝廷遭遇財政危機的時候，還可以躋身紅頂商人，拿整個國家的信譽保證商業的正常運行。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着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越來越多的人從土地解放出來，人的遷徙自由強力衝擊着傳統的戶籍壁壘，傳統的熟人社會走向分崩離析。中國開始進入一個陌生人社會。僅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就有2.3億，而留在鄉村無法享受正常家庭關愛的孩子有6000萬以上。習慣於靠熟人構建商業社會的中國企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是對外開放在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管理之餘，也帶來了現代商業制度文明，並形成激烈的碰撞融合。隨着經濟快速發展，束縛生產力的舊的社會體制和管理模式被逐步打破，但新型的機制和組織卻始終未能有效確立。整個中國社會突然涌現出如此衆多的自由個體，宛如林立的孤島，卻無法聯成大陸。走出熟人社會的企業家們，對陌生人的社會充滿不適，只能靠單一的利益去維繫這脆弱的關係。甚至形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企業在天天生產面向大衆的公共產品，內部管理卻往往停留在家族化狀態，等發展到一定階段，卻遭遇了頑固的天花板，形成難以逾越的瓶頸。在轉型年代特有的急功近利、價值缺位、法治滯後的驅使下，信任缺失成爲唯利是圖的親密夥伴，拋開無良小販，即使大型國企，知名外企都不斷挑戰良知和法律底線，生產有毒的奶粉和過期豬肉加工的漢堡，又加劇了全社會對商業的不信任。當社會自我管理能力脆弱甚至缺乏，權力扮演着重建社會互信的重任。可惜政府本身改革任務繁重，權力尋租頻仍，導致貪腐叢生，加劇公信力下降，反爲社會整體不信任推波助瀾。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關鍵的在於依法行政無疑切中肯綮。弗朗西斯·福山在名著《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中將華人圈歸於低信任度社會，癥結在於缺乏社會的中間組織。社會中間組織是市民社會的基礎。缺乏這類中間組織的社會，一邊是強大的政府組織，另一邊是原子化了的個人和家庭，除了PK，似乎沒有有效化解矛盾、重建信任的基礎。因此，簡政放權、迴歸市場的含義不僅僅是對企業減負，而應立足於建立企業乃至社會依法自治的新型制度模式，並呼喚傳統文化中可傳承並與世界文明對接的精華，重塑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倫理，方能將阻礙商業進程的誠信危機降到最低。一個天天在電視上播放皇子爲爭帝位死掐、妃子爭寵互害、學者談起三國中的陰謀津津樂道的國度，重建信任的難度可以逆料。呼喚信商，是對全社會重建良知、迴歸常識的渴望，是對法治市場經濟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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