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金庸對我們的影響
如何評價金庸對我們的影響
金庸的武俠或許是我們這幾代人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是我們這幾代人最好的道德教育。
或許教科書上電視上學校裏向我們灌輸的那些愛國精神、那些道德規範沒有多少孩子真的聽進了心裏，但金庸的武俠早已爲我們塑造了榜樣的樣子。
郭靖也好、楊過也好、喬峯也好，我們會知道“俠之大者，爲國爲民”，也知道“馬革裹屍、以身許國”是偉大的。
令狐沖也好、胡一刀也好、韋小寶也好，我們會知道“立談中，死生同。一諾千金重”，知道“義之所至，死生爲輕”是了不起的。
當然，我們會長大，會知道世界並不是那麼快意恩仇的，我們也不是那麼強大，可以縱心所欲策馬江湖的，
或許，我們會妥協，會膽怯，會自私，會最終碌碌一生會無所作爲。
但最起碼，我們心裏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值得堅守的，什麼是應當尊敬的。
即使自己不敢去做，至少不會嘲笑那些勇敢無畏的人傻。
即使自己不敢去做，至少會在心裏默默爲那些正直而無私的人鼓掌。
什麼是是非，什麼是善惡，什麼是良知，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操守。
這就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我們這幾代人心裏埋下的種子。
它或許不會發芽，但它守護了我們的內心。
金庸小說在整個華語文化圈的影響力是和四大名著一個級別的。
只論當代作家的話，完全超出所有人一個身位，連稍微接近的人都沒有。
其中的人物、事件、地點、道具、武功祕籍等等一切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之高，已經完全跟我們的流行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你說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張無忌、令狐沖、韋小寶這些名字，大家腦中會直接浮現出人物樣貌性格，就像我們說孫悟空、豬八戒、宋江、李逵、諸葛亮、關羽、林黛玉、劉姥姥那樣。
說桃花島、光明頂、黑木崖，說降龍十八掌、倚天劍、屠龍刀、六脈神劍，根本不用做任何解釋。
對金庸小說的解讀、分析、擴展、甚至同人作品，彙總成「金學」毫不誇張。
哪怕不喜歡武俠、或者不喜歡他作品的人，也不可能沒有聽說過這些東西、對此一無所知。
金庸先生人雖已去，但他留給我們的東西已經融入文化血脈裏，永遠不會消失了。
但凡有文藝界的巨匠逝世，必定伴隨着全網的哀悼。此後，便總會有愛唱反調者陰陽怪氣地擡槓：你又沒看過他的作品，矯情個什麼勁？
但對於金庸，這種質疑是站不住腳的。朋友圈裏悼念金庸的人，幾乎都看過金庸的作品，大部分甚至是看過他全部15部小說。
金庸擁有的讀者數，確實是令人歎爲觀止的。按照金學研究者的說法，金庸作品銷量保守估計3億冊。甚至有人說，金庸作品的銷量僅次於《毛選》和《聖經》。這大概只是傳聞，但提出來便足見金庸的受衆之廣。
但比這更不可思議的，是金庸讀者覆蓋的層次。下至販夫走卒、上至國家元首、曲高和寡如知識分子都愛讀金庸。鄧小平也是金庸的忠實讀者，他睡前常常會看金庸的小說半個小時。
在《笑傲江湖》的後記裏，金庸曾提到，1970年越南國會議員們吵架，一個罵對方是左冷禪，另一個罵對方是嶽不羣。可見，金庸的小說人物已經成爲某種程度的文化原型。
這確實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文化奇觀。中國人常說陽春白雪，下里巴人。彷彿雅和俗有絕對的壁壘，人的品味是固化了的階層。但是，金庸的小說卻能做到雅俗共賞，並有持久的生命力，從1950年代到現在依舊經久不衰。
對此，金庸認爲外界給他的評價過高，武俠小說本身就只是一種娛樂和消遣。他寫武俠小說也只是爲了娛樂大衆。
我個人認爲，金庸倒不是故作謙虛。而是他自己都沒預料到，他的小說會造成如此大的影響力[]。
金庸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純屬偶然，當時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連載完畢，必須有新的作品頂上。在編輯的百般勸說下，連小說都沒寫過的金庸趕鴨子上架，報了個《書劍恩仇錄》的題目，但內容都沒想好。到了發稿日，金庸也只是“胡亂”開頭1000字，思量着把工友打發走再說。
此後，金庸寫武俠小說目的很明確，就是抱着娛樂讀者，提升報紙銷量去的。脫胎在香港的市井文化和商品經濟裏，金庸的小說天然就帶着娛樂大衆的基因。
然而，金庸自年輕時就博覽中西小說。他的武俠小說既脫胎於古典小說，又有西方小說對人類性格和命運的關注，帶有民族古典記憶的同時又有着現代精神。
金庸說，武俠小說雖是通俗作品，以大衆化、娛樂性強爲重點，但對廣大讀者終究是會發生影響的。當時（古代）的社會和現代社會已經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情感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古代人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仍能在現代讀者的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情緒。
這就是金庸的武俠小說能夠超越了類型小說，躋身偉大作品行列的重要原因。在梁羽生以前，武俠小說擺脫不了快意恩仇的模式，情節不外乎復仇模式、搶寶模式。藝術上極度缺乏生命力，因此飽受詬病，甚至被當作某種精神污染。
金庸的小說同樣沒有跳脫復仇模式、搶寶模式的套路。比如《碧血劍》是袁承志的復仇，《倚天屠龍記》則是搶寶，《射鵰英雄傳》有復仇（郭靖刺殺完顏洪烈）+搶寶（九陰真經、武穆遺書）的複合。
但不一樣的是，金庸的武俠小說着重點不在情節的獵奇，而是人物心靈的刻畫。並且，金庸獨創的三維敘事模式——歷史+江湖+個人成長，使得他的武俠小說有了歷史的視野和格局。在這個體系裏，歷史座標對江湖格局及人物的成長都是有深刻的影響的。
而金庸雖構建了歷史背景，但人物卻超脫了儒家文化的束縛，具有了現代精神。人物與歷史也形成了微妙的互動。兩者角力後形成的人物命運也發人深思。
契丹人蕭峯以自己一死換取宋遼罷兵，這是現代的國際主義精神，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楊過與小龍女的師徒之戀，在當時的社會屬於禮教的禁忌。但楊過不僅僅視禮教於無物，甚至完全不在乎小龍女曾被迷姦的事實。這是很多現代男子都不具有的博大胸懷。
在《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中，金庸又對中國人傳統的正邪二元對立提出質疑。代表名門正派的左冷禪、嶽不羣不過是打着正義的旗號，背地裏進行齷蹉的政治鬥爭。代表名門正派的六大派裏，很多人同樣是道貌岸然。他們表面正人君子，背地裏卻行淫人妻子，殺人越貨的勾當……
因此，金庸小說裏的江湖，搶寶及復仇的情節，只是爲大歷史背景下的人物搭建的舞臺。本質上，它探討的是深刻的人性、社會及歷史問題。
關於金庸小說影響力的根源，並不是一篇文章能講完的。要不然，大學課堂也不會把金庸的武俠小說當作一門課程和學問來研究。
而我甚至認爲，金庸只是誤打誤撞寫了武俠小說，但寫偉大小說卻是一種必然。如果當初不是報紙的武俠小說專欄催更讓他走上這條道路，他也有可能以其它的類型小說達成偉大的文學成就。畢竟，類型只是表，金庸在這個類型的佈景裏想要表達的人類、社會及歷史問題，纔是真正的藝術內核。
正因如此，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歷史小說，武俠的元素遠遠不及前面14部小說。嚴家炎、陳墨都拿它跟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比較。倪匡甚至說，《鹿鼎記》是古今中外第一等的好小說。這雖然誇張，但足見這部小說的不朽成就。
正因如此，《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入選了九位小說大師，金庸排名第四，僅次於魯迅、沈從文、巴金，在老舍、郁達夫、張愛玲等之前。
人們終究會承認金庸作爲文學巨匠的偉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