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愛情故事，一眼便認定的一輩子

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愛情故事，一眼便認定的一輩子

1928年，沈從文來到中國公學任教，不過26歲。他一見鍾情，愛上了學生張兆和。這一年，張兆和18歲，是中國公學校花級的人物。有一天，張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開來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師沈從文寫來的，信中只寫了一句話：“我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愛上你？”沈從文一見鍾情愛上張兆和在1927年，張允和與張兆和作爲第一批女生進入中國公學預科。這一年，允和18歲，兆和17歲，都是如花的年齡。1928年，上海的《新聞報》有一篇新聞《中國公學籃球隊之五張》，介紹了中國公學的女子籃球隊，隊長是張兆和，張允和也是隊員之一（允和自己後來回憶，自己只是替補隊員）。張兆和人長得漂亮，功課好，熱愛運動，在中國公學是女子運動全能第一名。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推行白色恐怖，但上海的學生運動並未停止。中國公學就在這一年發生了學潮，校長何魯被迫下臺。董事會推舉於右仁和蔡元培爲校長，都遭到了學生的反對，理由是這二人道德學問雖佳，但兼職太多，沒有空閒管理校務。最後，董事會推舉剛從歐洲遊歷歸來，在上海閒居的胡適爲校長。

胡適執掌中國公學校長，可謂衆望所歸，他馬上請來一些著名學者，其中就包括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沈從文。

沈從文出生於1902年，只讀了小學，14歲就投身行伍。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在北京的《晨報》《晨報副刊》《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大概是在這個時期，他認識了當時北京知識界的領袖人物胡適。

1928年，他來到中國公學任教，不過26歲。在學生眼中，他稱不上是“尊敬的老師”，只是會寫白話文小說的青年人而已。沈從文和張兆和的第一次見面，有說是在校長鬍適的辦公室，另有說法是在課堂。不管怎樣，沈從文一見鍾情，愛上了學生張兆和。

這一年，張兆和18歲，是中國公學校花級的人物，外號“黑牡丹”，大概和她的膚色略黑有關。給她寫情書的人很多，儘管害羞，但她對來信並不像很多女孩那樣一撕了之，而是一律保存，並分類編號。有一天，張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開來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師沈從文寫來的，信中只寫了一句話：“我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愛上你？”張兆和沒有回信，接着是第二封、第三封，信就寫得很長了，要是從郵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

沈從文的祖母是苗族人，母親是土家族，在男女之情上，這位剛出道的小說家有一種湘西人的執着和坦率。信寫得太多、太長、太大膽，張兆和終於受不了。她到了校長鬍適家，告訴校長，沈老師這樣給學生寫信可不好。

沒想到胡適笑笑回答：“有什麼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鄉，是不是讓我跟你爸爸談談你們的事。”張兆和急紅了臉：“不要講。”校長很鄭重地對這位女學生說：“我知道沈從文頑固地愛你！”張兆和脫口而出：“我頑固地不愛他！”

胡適和張兆和的父親張武齡關係極好。幾年後，張兆和考北大，國文滿分，數學零分，又是國文系主任胡適拍板錄取。後來，胡適還介紹張兆和到中央日報做編輯工作。胡適撮合沈從文和張兆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對沈從文的瞭解，“他會成爲中國最好的小說家”。

終於走到一起。在1930年初，胡適辭去了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到北大做教授去了。1930年，沈從文也離開中國公學，到國立青島大學任教，張兆和繼續留在中國公學唸書，完成了大學學業。沈從文對張兆和的感情，繼續在信中體現，他這一時期的信件，後來大多收入《從文家書》，可以稱得上是現代白話情書的典範。

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稱儘管很多人都願意做君王的奴隸，而他卻只願意做張兆和一人的奴隸。這些書信，一方面是表達相思，另一方面，此時也是沈從文寫作技藝突飛猛進的階段，寫信大概也是他的創作需要。

1932年夏天的一個早晨，約莫10點，太陽照在蘇州九如巷的半邊街道上。石庫門漆黑大門外，來了一個文文縐縐、秀秀氣氣、身穿灰色長衫的青年人，臉上戴一副近視眼鏡。他告訴門房，自己姓沈，從青島來，要找張兆和。張家門房吉老頭說：“三小姐不在家，請您進來等她吧。”這是沈從文第一次到蘇州張家做客。也許是太過緊張，他沒敢進門，反而倒退到大門對面的牆角，站在太陽下發愣。

張兆和去圖書館看書了，出來迎接的是二姐張允和。沈從文不知所措，吞吞吐吐說出三個字：“我走吧！”張允和讓他留下地址，才知道他住在旅館。張兆和中午回來，允和怪道：“明明知道沈從文今天來，你上圖書館，躲他，假裝用功！”兆和不服氣：“我不是天天去圖書館嗎？”在允和的勸說下，兆和答應去見沈從文，但是得知他住在旅館，又犯難了。去旅館，該怎麼開口呢？允和又出主意：“你可以說，我家有好多個小弟弟，很好玩，請到我家去。”張兆和終於去了。

1969年，沈從文回憶兩人旅館相見的一幕：“那年我從蘇州九如巷悶悶地回到旅館，一下躺倒在牀上，也無心吃中飯。正在納悶的時候，忽然聽到兩下輕輕的敲門聲。我在蘇州沒有親戚和朋友。準是她！我從牀上跳了起來，心也跳了起來！開了門，看見兆和站在門外，雙手放在身背後。我請她進來，她卻往後退了一步，漲紅了臉，低低地說：‘我家有好多個小弟弟，很好玩，請到我家去。’”張兆和竟然把二姐的話原封不動地背了一遍。

就這樣，沈從文進了張家的大門。那一年，這位大學青年教師在張家玩了一個暑假，主要是給兆和的幾個弟弟講故事。

1933年初春，沈從文致信張兆和，信中婉轉表示，可以請二姐允和幫忙向其父母提親。並且說，如果父母同意，請張兆和早點打電報通知他，讓他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開始是胡適，現在則是張允和成爲正式的媒人。在兒女的婚事上，張兆和的父親張武嶺是很開明的人。長女嫁給顧傳玠，因爲顧是演員，當時曾引起很大爭議。允和許配給周有光，在當時也不過是平常人家的孩子。對沈從文的求婚，張武嶺也很快就表示了同意。

鴻雁傳書寄相思1933年9月9日，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園結婚。新婚不久，因母親病危，沈從文回故鄉鳳凰探望。他在船艙裏給遠在北平的張兆和寫信說：“我離開北平時還計劃每天用半個日子寫信，用半個日子寫文章，誰知到了這小船上卻只想爲你寫信，別的事全不能做。”

婚後，每當兩人處於分離狀態，沈從文總是能寫出動人的書信。“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類似這樣的句子，已經成爲經典情話。對沈從文來說，也許分離是愛情的最佳狀態，那種獨白可以抵達自己內心的最深處。婚後不久，沈從文就寫出了他最偉大的小說《邊城》（1934）。人們發現，小說中湘西美麗純潔的小姑娘翠翠，有着張兆和的影子。此後沈從文所寫的很多小說中，都有張兆和的影子。

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富家女和名作家的結合，生活仍然是艱難的。抗戰時期，沈從文全家到昆明，他在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書。名教授劉文典特別看不起沈從文，在他看來，沈從文利用師範學院的關係進入聯大，且他的作品並非學術著作，而是“最拙劣的創作”。當沈從文晉職時，劉文典勃然大怒，他聲稱：“陳寅恪纔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朱自清該拿四塊。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副教授，那我是什麼？”

一天，大家正往山上跑警報時，他注意到一個同事向同一方向逃跑（根據某人報告，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沈從文）。他轉身說：“我跑是爲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爲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嘛跑啊？”

抗戰勝利後，沈從文隨大部隊遷往北平，任北京大學教授。1948年暑假，楊振聲邀請北大文學院的幾位朋友，到頤和園消夏，因爲弟媳生病，張兆和匆匆返回城裏照料。喜歡寫信的沈從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談的機會，“我想試試看在這種分別中來年輕年輕，每天爲你寫個信”[]。

沈從文自殺他們已經結婚15年了，並且已經有了兩個兒子。沈從文悄然進入了一場創作危機，他對自己的習作是否能適應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感到嚴重的懷疑。但是即使是陷入思想和創作上的危機，沈從文仍可望從感情生活中獲得救贖。

“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單獨時，纔會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爲一種信仰，一種人格，一種力量！至於在一處，你的命令可把我的頭腦弄昏了，近來，命令稍多，真的聖母可是沉默的。”

“離你一遠，你似乎就更近的在我身邊來了。因爲慢慢的靠近的，是一種混同在印象記憶裏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別的，這纔是生命中最高的歡悅！簡直是神性，卻混合到一切人的行動和記憶上。我想什麼人傳說的‘聖母’，一點都不差……”

在和兒子虎虎一起玩耍時，父子倆有一場有趣的對話：

小虎虎說：“爸爸，人家說什麼你是中國的托爾斯泰。世界上讀書人十個中就有一個知道托爾斯泰，你的名字大家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沈從文：“是的。我不如這個人。我因爲結了婚，有個好太太，接着你們又來了，接着戰爭也來了。這十多年我都爲生活不曾寫什麼東西，成績不太好。比不上。”

在沈從文看來，幸福生活和戰爭都是影響自己創作的因素。即使是北京城內到頤和園這麼近的距離，都讓沈從文感到了一絲解放，或許相處的瑣碎真的給他帶來了壓力。這種危機並不是寫幾封信就可以解脫的。最終，沈從文精神崩潰了。

1949年3月28日，沈從文在家裏自殺，“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碗煤油。”張兆和的堂弟張中和來沈家，發現門從裏面頂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馬上把沈從文送往醫院急救，然後轉入精神病院。

沈從文慢慢康復，但是作爲小說家的沈從文從此就死去了，他轉入文物研究，在未來的幾十年，也就是他整個後半生，他都是作爲文物研究者而存在。

1969年11月，沈從文即將被下放到幹校勞動。家裏一下子亂到不能再亂，張允和來看他，不明白爲什麼亂到無處下腳，他說：“我就要下放啦！現在理東西。”張允和要走的時候沈從文叫住了她，“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裏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對我說：‘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進口袋裏，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麼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着就吸溜吸溜哭起來……”

對沈從文來說，在最困難的時期，張兆和仍是他內心的支柱。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從文會見黃廬隱女兒時心臟病發作，事先沒有徵兆。5點多鐘，他感到氣悶和心絞痛，張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臉色發白，不讓老伴走開。在神智模糊之前，沈從文握着張兆和的手，說：“三姐，我對不起你。”--這是他最後的話。

定居美國的張家四小姐張充和接到北京打來的電話，說沈先生去了，請寫一副輓聯，第二天追悼會要用。那天晚上，張充和怎麼都睡不着，滿腦子都是跟沈先生有關的事情。睡到半夜，乾脆爬起來，研墨，寫下四句話：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北京的親人們說，這輓聯寫得很好，因爲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裏面了。四句話的尾綴，正好可以連成“從文讓人”，這不是沈從文一生的寫照嗎？晚年，張充和在美國對作家蘇煒講起寫輓聯的事，連說：“在寫字的時候，我都沒想過這些，更沒想過要藏他的名字在裏面，哎喲，真的是有鬼喲。”

葉聖陶說，九如巷中張家的四個女兒，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張兆和在這名門望族的“幸福寶典”中排行老三，沈從文稱她爲“親愛的三三”。三小姐自小熟讀四書五經，英文講得比蘇州話還溜，通音律習崑曲，皮膚略黑，卻五官秀麗，人稱“黑牡丹”。這樣的女子，自小便在異性眼中散發光與熱，自然練就了冷靜理智、不動聲色的本領，21歲尚未情竇初開。

在上海中學讀書時，她每天都會收到十幾封情書。信是從來不回的，是否有時間盡閱皆未可知。後來，每日收信達幾十封，其中一半皆來自於那個木訥的鄉下男人沈從文。

自古才子才女多佳話。張沈二人的佳話，實則一典型的單戀馬拉松。

人人皆知他在追她，人人皆知他愛得瘋狂。整整三年，他的癡情已把她逼得無路可退。他頑固地愛她，而她頑固地不愛他，有錯嗎？當然沒有。只是，倘若他得不到她的愛，就會萎謝甚至死亡，而他又是一位那麼有才華的作家。人們便會不滿了：你施於那一點點愛，能夠拯救一個靈魂，爲什麼不做做善事呢?

“不管他的熱情是真摯的，還是用文字裝點的，我總像有我自己做錯了一件什麼事，因而陷他人於不幸中的難過。”三小姐扛不住了。

女人的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多半出現在談婚論嫁之時。

才女萬般好，最大的劣勢是不知柴米油鹽的難處，而才子最大的優勢是不怕失敗，愈挫愈勇。

結婚後，兩個成長背景完全不同，愛情只是建立在虛空的情書基礎上的人，矛盾日益突出。她不明白他爲什麼那麼好面子，甚至打腫臉充胖子給朋友錢花，結果弄得自家生活拮据。她也不明白他花那麼多錢買些古董瓷器回來，究竟有什麼用。她甚至會在書信中很嚴厲地寫道：“你瞧你，每次這個字都寫錯，我跟你說了多少次了。”

愛沒辦法勉強，旁人看來沈從文無過，張兆和也無錯。只是，他與她之間，始終是他愛她多一些，而她卻並未因此感到幸福。人們總以爲女人喜歡無休止地改造與訓斥一個男人，卻並不知道，這個過程對於女人本身，更是一場劇烈的摧殘。所謂平等纔有幸福。如果結婚後，雙方卻整天滿腹愁怨。這樣的愛，是會讓人火冒三丈的，尤其對於有志氣又聰明的女人來說，更甚。

因爲在一起矛盾太多，她曾經多次故意製造機會與他分開。甚至有一段時間，兩人同住北京，卻分居兩室，沈從文每天只吃了飯便走。在一起時，彼此不容，一旦分離，雙方通起信來又是情意綿綿。

“你愛我，與其說愛我爲人，還不如說是愛我寫信。”那些信，後來收入《從文家書》，這是本觀者欲流淚的書信集，只是，華美的文字往往盛開於不堪的生活，空虛的情感催生豐厚的華章。

張兆和晚年已不識沈從文。儘管沈老師離開她不過三五年光陰，當有人拿着他的照片給她看時，她說，認識，但想不起來是誰了，或許在潛意識裏她想將他遺忘。她曾經粉絲無數，志向遠大，最終被一個自己並不看好的男人征服，過起日子來，才切切實實地發現自己依然頑固地不愛他。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沈老師又可曾理解張家三小姐?

這個故事再次告訴我們：強扭的瓜不甜，能夠在一起生活一輩子，不一定就是幸福，以白頭偕老來衡量伉儷情深實在過於片面。

一個女人，無論多麼家世顯赫，才高八斗，都無法抵抗男人經年累月的追求，而那些有恆心有毅力的追求者，恰恰是女人人生路上的地雷。

“我本來不喜歡他，可是，他追得太厲害了，他那麼愛我……”恆心與毅力往往被我們誤解爲真愛，其實那不過是因爲他性格中具備了偏執與不服輸的特質。

所謂日久生情，追根到底，不過是死纏爛打。

張兆和與沈從文，始終是他愛她多一些，而她卻並未因此感到幸福。反觀楊絳與錢鍾書，他感激她的付出，而她，感激他讓自己願意付出。平等與否，造就才女張兆和與楊絳兩種截然不同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