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深陷在“囚徒困境”之中

我們都深陷在“囚徒困境”之中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中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同時也非常簡單：兩個囚徒被分別關押在不同囚室，若二人皆不招供，則警方便無從得到證據，只能無罪釋放。但警方告知兩個囚徒，先招供者可減刑，後者則罪加一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囚徒們多會選擇主動招供以換取減刑，因爲招供者知道，自己的同伴很有可能比自己更先招供，進而導致自己受到傷害。

囚徒困境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兩個囚徒都不是傻子，他們所做出的判斷似乎是理性的，但是恰恰是這個理性判斷，反而沒有保證其利益的最大化（即二人均無罪出獄），在他們看來，搶得先機背叛對方，纔是利益最大化的體現。

講了這些關於囚徒困境的問題，讀者諸君可能不明白，這和俺們中國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呢？中國的草民們，大都是奉公守法的模範，在日本人時期多半都能領到良民證，在現在呢，也都能領到身份證、暫住證，這些人裏，除了新聞裏經常提到的那“一小撮”外，大概一輩子也不會成爲囚徒的。

但是不然，竊以爲，每個中國人都在同步程度地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舉個例子來說，中國人闖紅燈大概已成爲了民族傳統，只要沒有警察，車也不是很多（當然，後一條並不是必要條件），便總是會有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人民羣衆闖過去。但是，要知道，中國人的時間觀念起碼不是世界上最強的，現在也不是那個“只爭朝夕”的年代，闖紅燈者應該不是爲了一單幾百萬的合同或者61個階級弟兄的生命去爭分奪秒。但是他們所付出的，則是自己生命的危險，難道他們並不重視生命嗎？當然不是，國人也許是一個最珍惜生命的族羣——畢竟張悟本、王林等等大師出現在我們這個社會——那麼又是什麼使中國人放棄了能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即共同遵守交通秩序），而寧願捨本逐末呢？

我曾經在與一名出租車司機聊天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該司機首先大罵城管，說“這幫孫子”的所有日用品無一是自己購買的，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實乃一羣敗類蛀蟲，云云。但是說着說着，司機話鋒一轉，提到自己就認識某一城管隊長，此人在片區裏下館子從不花錢，某一次，這個司機就和該隊長外出豪飲，至結賬時，老闆滿臉堆笑，宣佈免單。

“嘿嘿，你可不知道我們多有面子。”

此時此刻，這名司機竟然開始面露自豪的神情了。

說到這裏，我們大致已經能夠看出問題所在，中國有規則，也制定了一些秩序，但是這種所謂的秩序並不一視同仁地適用於所有人。相反，它似乎是某種標準，它告訴大家：達到某種地位的人，就可以違反之。凡是能夠不遵守秩序的，不是有權者，就是聰明人，當這些人破壞秩序或法律的時候，人們一開始痛恨其損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久而久之，則演變成羨慕妒忌。所有人都認爲，守法與否，只能證明能力與否，這與道德無關，一個人是否有權力，取決於其是否濫用權力，也就是說，權力不濫用，在中國就不能稱之爲權力。他必須要背叛某種法則，方可顯出與衆不同。

在囚徒困境之中，囚徒們是否獲罪並不取決於他們是否犯罪，而在於他們是否選擇（首先）背叛獄友。在我們這個社會，我們是否值得尊敬，不在於我們的道德和情操，而在於我們是否背叛某種規則。雖然囚徒可以選擇共同進退，並最終皆大歡喜，但他們不會如此。我們也可以老老實實地遵守一切規則，構建一個“河*蟹社會”，但只有傻子纔會真的相信——因爲，我不去背叛，別人也會，而且會先於我背叛，並以此勝出。

據說，“囚徒困境”有一個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在新西蘭，報亭多半是無人看守的，閱報者自覺投入硬幣，並自行取報，從未有失竊之虞。看到這裏，我們一定會慨嘆新西蘭人素質之高，堪爲楷模，但是這並不是解決囚徒困境的關鍵所在。

囚徒困境之所以成爲困境，關鍵是由於囚徒本身就置於一種不公平的環境之下，因爲他們真正犯罪有否已經毫不重要，法律在這裏並不起效，而是認罪減刑（plea bargain）的做法。而認罪減刑，即不合法，也不合乎於道德，更不公正。在我們這個社會，人們同樣存在於不公正之中，在這裏，權力不受監督而導致濫觴，因此濫用權力已經從真正的當權者傳播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其結果是無權者也躍躍欲試，以違反各種規則作爲彰顯自己的手段，因爲他們（或者說，我們）認爲：

1、 遵守規則是在助紂爲虐；

2、 不遵守規則說明了我的權力與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