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林奶奶
楊絳：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歲。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門，問我用不用人。我說：“不請人了，家務事自己都能幹。”她嘆氣說：“您自己都能，可我們吃什麼飯呀？”她介紹自己是“給家家兒洗衣服的”。我就請她每星期來洗一次衣服。當時大家對保姆有戒心。有人只因爲保姆的一張大字報就給揪出來掃街。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紅衛兵的茬兒。她不肯胡說東家的壞話，大嚷：“那哪兒成？我不能瞎說呀！”許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請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問林奶奶：“幹嗎幫那麼多人家？集中兩三家，活兒不輕省些嗎？”她說做零工“活着些”。這就是說：自由些，或主動些;幹活兒瞧她高興，不合意可以不幹。比如說吧，某太太特難伺候，氣得林奶奶當場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兩個嘴巴子。這倒像舊式婦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據說，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幹活兒的時候把鍾撥慢“十好幾分鐘”（林奶奶是論時記工資的），和這種太太打什麼交道呢！林奶奶幹了這一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飯，她一般是吃在肚裏就罷了，並不隨便告訴人。她有原則：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沒有主顧，因爲她幹活兒認真，衣服洗得乾淨;如果經手買什麼東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許她稱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過這種詞兒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說她“人靠得住，脾氣可倔”。
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來，一年去，背漸漸地彎得直不起來，不到六十已經駝背，身上雖瘦，肚皮卻大，其實那是徒有其表。只要掀開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嚕是倒垂的褲腰。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釘着口袋，一個、兩個或三個：上一個，下一個，反面再一個，大小不等，顏色各異。衣袋深處裝着她的家當：布票，糧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錢。她分別放開，當然都有計較。我若給她些什麼，得在她的袋口別上一兩隻大別針，或三隻小的，才保住東西不往外掉。
我曾問起她家的情況。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聽口氣，對婆婆很有情意。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兒子栽培到高中畢業。女兒呢，據說是“他嫂子的，四歲沒了媽，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還有嫂子，她曾託那嫂子給我做過一雙棉鞋。
林奶奶得意揚揚抱了那雙棉鞋來送我，一再強調鞋子是按着我的腳寸特製的。我恍惚記起她哄我讓她量過腳寸，可是那雙棉鞋顯然是男鞋的尺碼。我謝了她，領下禮物，就讓給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連阿圓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試，恰恰一腳穿上，正是按着我的腳寸特製的呢！那位嫂子準也按着林奶奶的囑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麻線納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還硬。我雙腳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動不得;穩重地站着，兩腳和大象的腳一樣肥碩。
林奶奶老家在郊區，她在城裏做零工，活兒重些，工錢卻多。她多年省吃儉用，攢下錢在城裏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塊錢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趕緊把房“獻”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該、萬不該”，卻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間三個指頭點着胸口說：“我成了地主資本家！我！我！”我說：“放心，房子早晚會還給你，至少折了價還。”我問她：“你想‘吃瓦片兒’（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嗎？”她不搭理，只說“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從幹校回來，房管處已經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賠了一間房給她——新蓋的，很小，我去看過，裏面還有個自來水龍頭，只是沒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邊兩間房說：“他住那邊。”“他”指拆房子又蓋房子的人，好像是個管房子的，林奶奶稱爲“街坊”。她指着“街坊”門前大堆木材說：“那是我的，都給他偷了。”她和“街坊”爲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卻從自己房間直通街道的小門出入。
她曾邀一個親戚同住，彼此照顧。這就是林奶奶的長遠打算。她和我講：“死倒不怕，”——吃苦受累當然也不怕，她一輩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嗎——“我就怕老來病了，半死不活，給撂在炕上，叫人沒人理，叫天天不應。我眼看着兩代親人受這個罪了……人說‘長病沒有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說自己沒有孝子，只嘆氣說“還是女兒好”。不過在她心目中，女兒當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個親戚相處得不錯，只是房間太小，兩人住太擠。她屋裏堆着許多破破爛爛的東西，還擺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愛養花，破瓷盆、破瓦盆裏都種着鮮花。那個親戚住了些時候走了，我懷疑她不過是圖方便，難道她真打算老來和林奶奶做伴兒？
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個破皮背心到我家來，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我說：“這天氣，正是穿皮背心的時候，藏起來幹嗎？”她說：“怕被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誰，忍不住說道：“別神經了，誰要你這件破背心呀！”她氣呼呼地忍了一會，咕噥說：“別人我還不放心呢。”我聽了忽然聰明起來。我說：“哦，林奶奶，裏面藏着寶吧？”她有氣，可也笑了，還帶幾分被人識破的不好意思。我說：“難怪你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寶貝掏出來給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嗎？”她大爲高興，立即要了一把剪刀，拆開背心，從皮板子上揭下一張張存款單。我把存單的賬號、款項、存期等一一登記，封成一包，藏在她認爲最妥當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囑我別告訴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滿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總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麼丟失了二十塊錢，懷疑“街坊”偷了。也許她對誰說了什麼話，或是在自己屋裏嘟嚷，給“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門，趕上去狠狠的打了她兩巴掌，騎車跑了。林奶奶氣得幾乎發瘋。我雖然安慰了她，卻埋怨她說，“準是你上廁所掉茅坑裏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錢呢?”林奶奶信我的話，點頭說：“大概是掉茅坑裏了。”她是個孤獨的人，多心眼兒當然難免。
我的舊保姆回北京後，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過常來我家作客。她捱了那兩下耳光，也許覺得孤身住在城裏不是個了局。她換了調子，說自己的“兒子好了”。連着幾年，她爲兒子買磚、買瓦、買木材，爲他蓋新屋。是她兒子因爲要蓋新屋，所以“好了”;還是因爲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爲他蓋新屋?外人很難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說：“林奶奶，你還要蓋房子啊?”她向我解釋：“老來總得有個窩兒呀。”她有心眼兒，早和兒子講明：新房子的套間——預定她住的一間，得另開一門，這樣呢，她單獨有個出入的門，將來病倒在炕上，村裏的親戚朋友經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錢反正存在妥當的地方呢，她不至於落在兒子、媳婦手裏。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來看我，說：“明兒一早要下鄉和兒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銀行存單，她兒子不讓取錢。兒子是公社會計，取錢得經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試到城裏儲蓄所去轉期，因爲郊區的儲蓄所同屬北京市。我爲她策劃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來新房子已經蓋好了。她講明要另開一門，她兒子卻不肯爲她另開一門。她這回不是去撈回那一二百塊錢，卻是借這筆錢逼兒子在新牆上開個門。我問：“你兒子肯嗎?”她說：“他就是不肯!”我說，“那麼，你老來還和他同住?”她發狠說，“非要他開那個門不可。”我再三勸她別再白慪氣，她嘴裏答應，可是顯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鄉去和兒子大吵，給兒媳婦推倒在地，騎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頓，聽說腰都打折了。不過這都只是傳聞。林奶奶見了我一句沒說，因爲不敢承認自己沒聽我的話。她只告訴我經公社調停，撈回了那一小筆存款。我見她沒打傷，也就沒問。林奶奶的背越來越駝，幹活兒也沒多少力氣了。幸虧街道上照顧她的不止一家。她又舊調重彈“還是女兒好”。她也許怕女兒以爲她的錢都花在兒子身上了，所以告訴了女兒自己還有多少存款。從此後，林奶奶多年沒有動用的存款，不久就陸續花得只剩了一點點。原來她又在爲女兒蓋新屋。我末了一次見她，她的背已經彎成九十度。翻開她的大襟，小襟上一隻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卻彆着大大小小不少別針。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麼病，吐黑水——血水變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進醫院，兒子得信立即趕來，女兒卻不肯來。醫院的大夫說，病人已沒有指望，還是拉到鄉下去吧。兒子回鄉找車，林奶奶沒等車來，當晚就死了。我相信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運的事。顯然她一輩子的防備都是多餘了。
林奶奶死後女兒也到了，可是不肯爲死人穿衣，因爲害怕。她說：“她又不是我媽，她不過是我的大媽。我還恨她呢。我十四歲叫我做童養媳，嫁個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見過兩個並不傻，不過聽說有一個是“缺心眼兒”的)。女兒和兒子領取了林奶奶的遺產：存款所餘無幾，但是城裏的房產聽說落實了。據那位女兒說，他們鄉間的生活現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還有新傢俱，大立櫃之類誰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傢俱只配當劈柴燒了。
林奶奶火化以後，她孃家人堅持辦喪事得擺酒，所以熱熱鬧鬧請了二十桌。散席以後，她兒子回家睡覺，忽發現鍋裏蟠着兩條三尺多長、滿身紅綠斑紋的蛇。街坊聽到驚叫，趕來幫着打蛇。可是那位兒子忙攔住說“別打，別打”，廣開大門，把蛇放走。林奶奶的喪事如此結束。鍋裏蟠兩條蛇，也不知誰惡作劇;不過，倒真有點像林奶奶乾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