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言志”

張中行：“言志”

張中行自認爲，因爲雜覽和雜寫，“由禪到八股”，“稱爲雜學勉強”；多年所好，有書法和硯，都是半瓶醋，“但半瓶而有兩種，有人稱爲雜家，也就可以安然受之了”（本報資料圖片）我還記得當初讀到張中行的《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時那種興奮心情。此前多年不曾這樣，此後也是如此———說老實話，包括讀他後來各種着作在內。我過去把張中行的書分作三類，一類是講人或事的，以上述兩種爲代表；一類是論道的，以《順生論》爲代表；還有一類是介紹知識的，以《禪外說禪》爲代表。如果讓我排一個隊，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這一二三的次序。至於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爲“選來選去”者則不在此列。

張中行的文章屬於“五四”之後中國散文的一路；講得確切一點，張中行等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復興了中國散文的某種傳統。《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裝幀欠佳，印數無多。大概無論出版者還是讀者，一時都難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話，它們“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較之此前看慣了的東西，的確很是新鮮。其實這一傳統早已存在，不過在大家眼裏黯淡已久，幾乎不知道了。

張中行所承繼的散文傳統，前人稱爲“言志”，與“載道”相對；兩個詞兒分別取自“詩言志”和“文以載道”，“詩”與“文”本有區別，“志”與“道”更待釐清，不免有些夾纏，所以後來乾脆說：“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換成“率性”和“聽命”，或許更恰切些。前人提起這個話題，是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而“言志”這一“流”久矣夫斷斷續續，隱沒不彰了。張中行是老北大出身，親承前輩大師謦縕，以後多年卻不事寫作；但傳統在他身上活着，一俟執筆，立即顯現出來。而且這路文章本來講究沉穩平和，老年爲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閱歷與感受值得一寫，於是乎名滿天下。然而自始至終，他只是“率性”，不曾“聽命”；或者說，他只“載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這點上，與許多同輩甚至晚輩的人判然有別。

上面提到，張中行等復興了一個散文傳統，但是他與別人又頗不一樣。我想舉出一位，即比張中行登場稍早，着有《幹校六記》、《回憶我的父親》和《回憶我的姑母》的楊絳。之所以如此，因爲楊絳的文章同樣“率性”而不“聽命”；就復興這一傳統而言，當年沒有比他們兩位影響更大的了。不論彼此高下，畢竟大相徑庭。如果說楊絳屬於這一傳統中偏“洋”的一脈，張中行所承繼的就是偏“土”的一脈；更確切地講，其間有個“貴族化”與“平民化”的區別。區別不在見識，在於所處立場，以及行文風格。以後兩方面而論，張中行更像一個普通老百姓，雖然他可能比我們高明。

不妨回過頭去考察一番。先說“洋”與“土”。曾有人批評林語堂的幽默帶牛油味，無疑是“洋”了；還應該提到樑遇春，可能更其純粹。楊絳與他們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於葉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沒想到有誰可以如此形容。再說“貴族化”與“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實秋，廢名，臺靜農，錢鍾書，張愛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說來在這一傳統之中，“洋”與“貴族化”倒是正宗，雖然諸家於“土”與“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點邊兒。這樣來看張中行，就知道他的貢獻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與“平民化”發揮到了極致。

我這說法，有人或難以苟同。形容張中行比較穩妥的話，相對於“洋”，似乎應該說“中”；相對於“貴族化”，似乎應該說“士大夫氣”；此外也許還要添上一個“老”字。但我還是覺得，假如說“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應運而生的“中”；假如說“士大夫氣”，他是不離鄉壤間的士大夫。至於說張中行不“洋”，不“貴族化”，有人也會持異議。因爲第一，他是受過西方哲學薰陶的，單就思想來說，其所獲益於西方文明者，其實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謂“土”與這無關，我指的是他以什麼氣分兒來接受這一切，表述這一切。再者，張中行對許多事情的見解與大衆並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寬容的。但我所謂“平民化”也與這無關，我是說他總保持着底層姿態，真能體會“食無求飽”、“傷哉貧也”。我曾舉出《論語·雍也》的一節：“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以爲張中行的氣象，與此約略相仿。他執着於現代文明的精神，卻無意於現代文明的物質。

張中行的文章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兩方面：其一是他筆下舊日北京大學的生活，尤其是講到的各位師尊；其一是他所描寫的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說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輕而已，絕不猥瑣低俗；不過他也不把他們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