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閭：人生幾度秋涼
王充閭：人生幾度秋涼
威基基海灘，初秋。
夕陽在金色霞暉中緩緩地滾動，一爐赤焰濺射着熠熠光華，染紅了周邊的天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間灑下斑駁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風，張學良將軍與夫人趙一荻女士攜手，步出希爾頓公寓，順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黃燦燦的海濱走來。他從大洋彼岸來到夏威夷，僅僅幾個月，就被這絢美的萬頃金灘深深地吸引住了，幾乎每天傍晚都要來消遣一段時間。
這裏是世界着名的旅遊勝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種膚色的遊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禮貌、客氣，少有特殊的關切。又兼老將軍的傳奇身世鮮爲人知，而他的形象與裝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體貌清奇、丰神瀟灑，所以，即便是雜處當地居民之中，也沒有成爲人們注目的焦點。老人很喜歡這種紅塵擾攘中的“漸遠於人，漸近於神”的恬淡生活。
告別了刻着傷痕、連着臍帶的關河丘隴，經過一番精神上的換血之後，像一隻掙脫網罟、藏身巖穴的龍蝦，在這孤懸大洋深處的避風港灣隱遁下來。龍蝦一生中多次脫殼，他也在人生舞臺上不斷地變換角色：先是扮演橫衝直撞、冒險犯難的堂吉訶德；後來化身爲頭戴緊箍咒、身壓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場時又成了流寓孤島的魯賓孫。初來海外，四顧蒼茫，不免生髮出一種飄零感；時間長了逐漸悟出，這原是人生的一種“根性”。古人早就說了：“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無依的彈丸嘛！
漲潮了，洋麪上翻滾着滔滔的白浪，潮聲奏起拍節分明的永恆天籟，彷彿從歲月的彼端傳來。原本有些重聽的老將軍，此刻，卻別有會心地告訴夫人：這是海潮的嘆息——人世間的一切寶藏，各種情感，海府、龍宮中應有盡有。這麼說來，他也當能從奔涌的洪潮中聽到昔日中原戰馬的嘶鳴，遼河岸邊的鄉音喁喁，還有那白山黑水間的萬木喧囂吧?不然，他怎麼會面對波濤起伏的青煙藍水久久地發呆呢?看來，疲憊了的靈魂，要安頓也是暫時的，如同老樹上的杈丫，一當碰上春色的撩撥，便會萌生尖尖的新葉。而清醒的日子總要比糊塗難過得多，它是一劑苦味湯，往往是七分傷痛摻和着三分自懲。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兩極延伸，身體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懷與心境卻時時緊扣着童年。少小觀潮江海上，常常是壯懷激烈，遐想着未來，天邊；晚歲觀潮，則大多回頭諦視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運。此刻，老將軍的心靈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點。他記起小時候，塾師曾向大帥說過，長大之後，他篤定是副牛脾氣、虎性子。根據之一，他出生於辛丑年，次歲爲壬寅；二是考慮遺傳基因和家庭影響，持“將門虎子”之說；其三，俗諺雲：“三歲看大，七歲至老。”爲牛爲虎，從觀察、品鑑中可以看出。
種種解釋未盡科學，不過，私塾先生還是“言中”了。“年少萬兜鍪”，炮火硝煙燒紅了他的青澀歲月。在他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涌的豪氣在。他有個口頭禪：“死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還說：“我可以把天捅個大窟窿。你叫我捅一個，我非得捅兩個不可。”這樣，有時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個莽撞的軍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盪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瀾，有聲，有色，有光，有熱，極具個性化色彩，生髮出強大的張力。他的精神世界總是在放縱着，沖決着，超越着。對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貨利、聲名，他視若鴻毛，棄置不顧；可是，卻特別看重人格，操守。敢作敢當，不計後果，輕死生，重然諾，具體地表現爲遊俠，抽象地表現爲豪氣。這饒有古風的價值觀、人生觀，支配了他整個一生。
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後，日寇實施殘酷的大屠殺，蘇、皖一線，散兵敗將顛撲道途。張學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雜在狼奔豕突的人羣中，由於被認作從前線敗退下來的長官，整天遭人唾罵。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織在一起，憋得他兩眼通紅，嗓子冒煙，眼看胸膛就要炸裂開來。好歹捱到了湖南郴州，在蘇仙觀住下。懷着滿腔悲憤，他操起一枝大筆，蘸上淋漓的濃墨，在粉牆上寫下“恨天低，大鵬有翅愁難展”十個大字，怒吼一聲，響震山谷。隨後又一個箭步，奪過身邊衛士的手槍，對着迎面的老桂樹連連扣動扳機，直到子彈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過於死。由統領千軍萬馬，叱吒風雲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國民革命軍中最年輕的一級上將，轉眼之間，就淪爲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隨時可能被殺頭的刑事犯，階下囚，任誰能夠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陣殺敵，卻身陷樊籠，報國無門，壯志難酬，英雄沒有用武之地。的的確確，鬱積在他胸中的激憤太深、太多、太久了。無論是題壁，怒吼，還是瘋狂的射擊，這座蓄勢待發、隆隆作響的火山，總算是找到了一個噴泄口。但是，矛盾、衝突並未就此獲得解決——雖然能量暫時得以釋放，卻無法同時獲得心理補償，其結局必然是更加劇烈的痛苦與絕望。那種情態讓人聯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鐵籠子裏，咆哮啊，暴跳啊，瘋狂啊，直到破頭流血，當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後只好頹然臥下，淒涼地滴下兩行清淚。
牛脾氣，虎性子，鋼澆鐵鑄的硬漢子，倒有着一副俠骨柔腸，飽蘊着菩薩般的悲憫情懷。他說，一輩子最見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淚。那是民國年間軍閥混戰時節，少帥帶兵從河南迴來，在牧馬集車站上，見到一個老媽媽趴在地上，餓得起不來了，鼻涕一把淚一把的，狀態非常可憐。他就找來饅頭送到她的跟前，老媽媽發瘋似的連灰帶土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他問：“老人家，你怎麼這樣啊?家裏沒人了嗎?有兒子嗎?他們都到哪去了?”老媽媽嗚咽着說：“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當兵了。年輕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們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動爬不動，只能受罪、捱餓。”少帥聽了，心如刀絞。心想，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場景的再現嘛！是誰作的孽啊?唉！都是我們當軍人的乾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後天又合起來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無能之輩前來邀功受賞。若是真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可這種禍國殃民的南北混戰，打起來有什麼意思?這究竟是爲了誰呀?當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嗚嗚嗚”地號啕大哭起來。“平時不下淚，於此泣無窮。”在他，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不久，他就執政東北了。一上來就面臨着重大抉擇：東三省向何處去——是甘當日本人的傀儡，實行所謂“保境安民”；還是走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之路?他堅定地選擇了後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國青天白日旗，有條件地接受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奉系軍閥是北洋軍閥重要一支，又是北洋軍閥政府末代統治者。東北易幟，標誌着中國長期以來混亂局面的終結，起碼是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個人來說，完成了由封建軍閥向愛國主義者的轉變。
在他宣佈東三省“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之前，日本人曾經連番發出警告，威脅恫嚇不成，又甜官笑臉，百般利誘。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門拜訪，承諾由他出任滿洲“執政”，並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將一一照辦。少帥說：“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點。”特使忙問：“哪一點?”他說：“你忘了我是中國人。”這樣，日本人對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爲這個28歲的“愣小子”，不過是一隻假張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兒，誰知竟是一頭無人駕馭得了的猛虎啊！
對於此番作爲，張學良終生引爲驕傲。那年他在臺南參謁延平郡王祠，即興題寫了一首七絕：“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詩中藉助稱頌鄭成功戰勝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的英雄業績，抒寫自己當年維護國家統一的壯志豪情。這種以民族整體利益爲依歸的愛國情懷，爲他在國難當頭，不惜一切代價，毅然發動西安事變，紮下根，墊了底。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曾多次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都被斷然拒絕。蔣調集嫡系部隊約三十個師準備從河南開入陝、甘實行剿共，並親至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分別率領東北軍和第十七軍開赴陝北前線剿共，張、楊接連幾天向蔣反覆進諫，卻遭到嚴厲訓斥。張學良聲淚俱下，說：“要再繼續剿共、打內戰，必然喪失民心，渙散士氣，將使整個國土淪於日寇之手，到那時，我們都將成爲千古罪人！”蔣介石卻全不管這些——什麼“千古罪人”，那是身後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儘快把共產黨掃蕩乾淨。當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槍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苦諫不行，哭諫也無效，最後只有兵諫一途。
“濤似連山噴雪來”。老將軍憶起六十年前的那場事變，他覺得當時所面臨的壓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濤怒浪不知還要猛烈多少倍。當時，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當即明確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盡是討伐的聲浪。南京方面的親日派甚至聲言要立即舉兵進攻西安；一些大國同聲譴責，日本斥之爲“赤化陰謀”，是“莫斯科魔手”導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張學良傷心、氣惱的是，一向鼓吹“逼蔣抗日”的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此時竟然180度大轉彎，不但不予聲援，反而誣說是受了親日分子的挑動，罵他是“漢奸”、“叛徒”，這無異於當頭一棒。
而當逼蔣成功，達成協議，決定放還時，又遭到部下的強烈反對。尤其是他要親自送蔣回寧，更爲多數人所不理解。後來他在口述歷史中說：“我親自送他回去，也有討債的意思，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使他們不好講什麼乖話。”從爾後的實際看，應該說這個目的是達到了：它不僅加重了蔣氏對既成協議的反悔難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爲證人良心上的壓力；而且，由於少帥一身包攬了全部責任，從而消弭了內戰爆發的種種藉口。否則，和平解決斷無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可是，張學良將軍卻爲作出這種重大抉擇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這一年的歲尾，中國大地上接連出現爆炸式新聞：12·12，華清池捉蔣，震驚世界；12·25，張學良送蔣回南京，世界再次震驚。歲序迭更，時間老人換崗，中國政治舞臺上兩大主角蔣介石、張學良也互換了角色：先是蔣在西安成了階下囚，後是張在南京成爲階下囚；先是張扣蔣13天，後是蔣扣張54年。一個人進了囚籠，四億五千萬人走上抗日戰場。海外着名史學家唐德剛評論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麼也不是。蔣介石把他一關，關出了箇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生命，但張學良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張學良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殺手鐗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無聲無臭的幽靜生活中，張學良將軍在夏威夷已經定居幾年了。他把一身託付給海上搖籃，一如陸上無家的鷗鳥，日落後便收斂起鋒棱峻峭的雙翼，在茫茫煙水間愴然入夢。這天，他參加過親友們爲他舉行的祝壽會，黃昏時刻，照例以輪椅代步來到了威基基海灘。老朋友林淵泉在後面推着輪椅，趙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麪上，風輕浪軟，粼粼碧波鋪展成千頃藍田，遼遠的翠微似有若無。老將軍懷着從容而飛揚的快感，沉浸在黃昏的詩性纏綿和溫情縈繞裏。不經意間，夕陽——晚景戲裏的悲壯主角便下了場，天宇的標靶上抹去了滾燙的紅心，餘霞散綺，幻化成一條琥珀色的橋樑。老人含混地說了句：“我們到那邊去。”林先生以爲他要去對面的草坪，便推着輪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邊”的特定含義——在日輪隱沒的方向有家鄉和祖國呀！老人頷首致意，緊緊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國，已經遠哉遙遙了。別來容易，可要再見她，除去夢幻，大約只能到京戲的悠揚的調和“米家山水”、唐人詩句中去品味了。前塵隔海，一切都暗轉到背景之中。人生幾度秋涼，一眨眼間，五陵年少的光亮額頭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條條溝壑。
老將軍倒是曠懷達觀。祝壽會上，應舊日摯友閻寶航的女兒閻明光之囑，題寫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聯語：“鶴有還巢夢，雲無出岫心。”而當明光請他爲《閻寶航傳》題寫書名時，他就開玩笑了，問是“哪個閻”，明光說：“閻王爺那個閻。”老人哈哈一笑，說：“閻王爺?我不認識他，我可沒見過。我們還是離他遠點好。”
他問那些年輕人聽沒聽說過家鄉“四大怪”的俏皮兒，見大家搖頭，便笑着背誦：“白天青紗帳，晚上擼鋤槓；揣着煙槍去打仗；對面炕，掛幔障；孩子生在馬車上。”並解釋說，這是講20世紀初遼河岸邊的景況。第一怪，那時兵荒馬亂，人們白天躲藏在高稞裏，夜晚纔回家鏟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癮，外出打仗也得帶上煙槍、鴉片；第三怪，這一帶居民爲了禦寒取暖，冬天，幾代人睡在南北對面炕上，中間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輛外出逃難的馬車上，地屬遼寧省檯安縣桑林子鄉張家窩堡。
由於在大車上落草，一輩子“走星照命”，顛沛流離。你看，他一別故園，便萍蹤浪跡，南北東西，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最後又飄零異國他鄉。他31歲離開東北，33歲離開北平，35歲離開武漢，36歲離開西安，37歲離開南京，46歲離開大陸，93歲離開臺灣，都再沒有返回過。一路長別，掉頭而去，說來也是很令人傷懷的。
這天，老人的興致卻特別高，講過了陳年舊事，又說笑話，唱京戲。聽人稱他爲“民族英雄”，他連連擺手說：“什麼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壽比南山”，他說：“那不成老妖精了！”當有人向他請教長壽祕訣時，他說：“人的生活要簡單，簡單的生活能夠使人長壽。”還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心裏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槍斃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夠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張學森怕他過於勞累，說：“大哥，咱們回家吧！”他聽了，沉思片刻，突然問道：“家在哪疙瘩?咱們有家嗎?”少小離家，鄉音未改，他把“張學良”讀作“張淆良”，“槍斃”說成“槍癟”；“哪兒”還是習慣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讀成“嘎瘩”。
照一般規律，歷經幾十載的痛苦折磨，任是金剛鑄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卻絲毫不現衰颯之氣，胸中依舊流動着年輕人那樣鮮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詼諧，活潑，饒有風趣，充滿着活力與朝氣。記者採訪，常常一連串提出幾個問題，他說：“咱們還是罈子餵豬——一個個來吧！”當記者請他“賜半身照一張”時，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說清楚是上半身還是下半身。”看到書籍記述失實或者所論非當，他會說：“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麼意思?放屁還要刻板。面對有意迴避的政治問題，他絕不冷若冰霜地以“無可奉告”之類外交辭令斷然回絕，而是微笑着說：“我是與世隔絕的人，不瞭解政情，更不參與政事。”有時，還會突然轉換話題，把坐在身邊的女士指給記者：“你看，我忘了介紹，這是我的幹姑娘。”然後，笑着說明：“我老家那兒稱呼自己女兒爲姑娘。不知你們年輕人知不知道這些?”遇有記者窮追不捨，難以回答又不好拒絕時，他就會說：“乾脆給你一把鎬頭吧！”見對方一臉茫然，便解釋道：“你好去刨根兒呀！”這種打岔式的諧趣，有如一服解構“莊嚴”的瀉藥，記者在一笑之餘也就無意追問了。
他並非完人，更不是聖者，只是比同時代的許多人看得開一些，能夠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們都感到很開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顯着差別，是率真、粗獷，人情味濃；情可見心，不假雕飾，無遮攔、無保留的坦誠。這些都源於天性，反映出一種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煉到這種地步。
雄豪、坦蕩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與天真。初遭監禁時，前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說：“我這次冒着生命危險，親自送委員長回京，原想扮演一出從來沒有演過的好戲。如果委員長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風度，放我回西安，這一送一放，豈不成了千古美談！真可惜，一出好戲竟演壞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從他父親那裏繼承下來江湖義氣，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較簡單，對中國官場上那種陰深險惡、反覆無常缺乏切身體驗……這一切，都決定了他不是蔣介石的對手，篤定是個失敗的角色。
他說：“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爲此，對於蔣介石的陰險、狠毒，他始終缺乏應有的警覺，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幾十年的監禁中，他曾多次上書求赦。無奈，熱面孔貼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籃提水”。1956年到了，終於熬過了20度春秋，羈身臺島也已整整十年。這次正趕上老蔣七十壽誕，他把一隻珍貴的手錶作爲禮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經屆臨釋放之期。老蔣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舊未予理會。他對張學良是有清醒認識的，一直都在提防，臨終前還叮囑：“不能放虎歸山。”悵惘中，張學良寫下一首《夏日井上溫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惱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雲片起月難明。枕中不寐尋詩句，誤把溪聲當雨聲。”
蔣介石爲了緩解人們對他“苛待少帥”的非議，確定將張學良監禁地移往臺北郊外的陽明山，使他離自己近一些。可是，張學良卻無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進半山腰靠近陽明公墓的平房。說：“我這個人，這些年寂寞慣了，呆在熱鬧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個人就住在墓地裏，還貼了一副對聯：‘妻何聰明夫何貴，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誰也逃不出這一關，住在公墓裏又有何妨。而且，墓地裏的許多人我都認識，有的還是朋友，以後還會有新的朋友補充進來，我可以經常拜訪他們，談心敘舊。”
後經蔣經國一再勸阻，沒有住成，但其悲涼心境和倔強性格確已清晰地顯現。
陽明山監禁期間，在臺的原東北軍十幾位部屬，結伴前來探望他們的少帥。儘管旁邊有暗探環伺，礙口的話不能直說，但彼此心源還是靈犀互通的。“暮年相見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一個個老淚縱橫，手緊緊握着不放，充溢着難捨難分的依戀之情。規定的會面時間到了，少帥只好斷然發出口令：“成三列縱隊，列隊站好。向後轉，開步走！”這樣，纔算緩和了悲涼的離愁別緒。
長期以來，張學良一直成爲海峽兩岸的熱門話題。有一部紀錄片題爲《閒雲野鶴》，用這四個字來概括他在海外這段閒居歲月，倒也貼切。一般來說，百歲光陰如夢蝶，椰風吹白了鬢髮，滄波盪滌着塵襟，醒來明月，醉後清風，滄桑閱盡，頓悟前塵，認同“放下即解脫”的哲理，所謂“英雄回首即神仙”，“百鍊鋼”成“繞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過，細加玩味，就會發現，對於這位世紀老人來說，問題未必如此簡單。
“神仙”也者，實際上代表了一種超乎形骸物慾之上的嚮往，是生命的昇華，精神的超越，或者說，是人的靈性淨除塵垢之後，超拔於俗情繫累所獲得的一種“果證”。在中國，英雄與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傑的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胸襟有如長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都會縮微變小，看輕看淡；他能把石破天驚的變故以雲淡風輕的姿態處之，而並非純然割棄世情，一無掛慮。其實，老將軍的笑謔、滑稽，乃是興於幽默而終於智慧，裏面飽蘊着鬱勃難舒之氣和蒼涼、悽苦的人生況味。只要玩味一番“我們有家嗎”的設問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憤語，即可洞察他的心跡。養花養草，信教讀經，固然爲了消遣餘生，頤養天年，其間又何嘗沒有劉備灌園種菜的韜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層厚厚硬殼，照樣在地下放縱奔流，呼呼作響。較之從前，無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詩人趙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癡人”，深得箇中三昧。“癡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沒有滿腔癡情，沒有成敗在我、譭譽由人的拗勁兒，不要說創建張學良那樣的蓋世勳勞，恐怕任何事業也難以完成。與癡情相對應的，是狡黠，世故，聰明。其表現，清者遠禍全身，逃避現實，“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濁者見風轉舵，左右逢源，總之，都不會去幹那種“捨身飼虎”的“蠢事”。
三
威基基海灘上，又一個秋日的黃昏。
“無限好”的夕暉霞彩，依舊吸引着過往遊人，但遮陽傘下縱情談笑、泳裝赤足的姑娘們已經寥若晨星。晚風透出絲絲的涼意，飄送過來吉他的《藍色夏威夷》悠揚樂曲，人們沉酣在清爽、安謐的氛圍中。多日不見的百歲老人張學良，此刻正坐着輪椅在海濱金灘上踽踽獨行。一襲灰褐色的便裝，襯着淺褐色的墨鏡，深褐色的便帽，加上佈滿臉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閃現着一種滄桑感，蒼涼感。輪轍輾着落葉，緩緩地，閒閒地。沒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經心地遛彎兒，還是在尋尋覓覓，抑或是履行一種悽清而凝重的告別儀式。只偶爾聽見他下意識地咕噥着：“太太已經走了。”隨之，乾澀的老眼裏便溢出滴滴淚水。
“十年一覺‘洋’州夢”，醒來時，竟是形影相弔，孤鶴獨棲。兩個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絃的愛情交響曲最後畫上了休止符。
20世紀90年代，老將軍的親人像經霜的敗葉一樣紛紛殞落，只留得他這棵參天老樹，鎮日間，孤零零地在那裏痛遣悲懷。先是原配夫人于鳳至魂飄域外，緊接着，相繼傳來妹妹懷英、懷卿，弟弟學森、學銓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鵬飛，而最爲傷痛、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歲生日過後與“小妹”一荻的慘然長別。
一荻在《新生命》一書中寫道：“爲什麼才肯捨己?只有爲了愛。”正是這樣，她從16歲開始，就捨棄了一切，而把整個一生奉獻給心愛的人。她可說是爲他而生，爲他而活，爲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爲着與他相依相伴。作爲飽經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種愜意的解脫，可是，留給未亡人的，卻只能是撕心裂肺的傷痛，生不如死的熬煎。過去無時無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樣深情，竟以如此難以承受的方式，在異國他鄉戛然中斷，這對於風燭殘年的老人，真是再殘酷不過了。一種地老天荒的蒼涼，一種茫茫無際、深不見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頭涌來，說不定哪一刻就會把他轟然摧垮。
“英雄無奈是多情”，對於清代詩人吳偉業的這一慨嘆，老將軍引爲同調。他也曾即興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盡英雄。我雖並非英雄漢，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許多英雄漢並沒有他那份豔福，那種緣分。楚霸王算是一個幸運兒，烏江刎頸時還有虞姬捨身相伴。後人有詩讚許：“贏得美人心肯死，項王畢竟是英雄。”而張學良在這方面，該是古往今來最爲圓滿的了。80多年間，大姐、小妹兩位風塵知己雙星拱月一般，由傾心崇拜，而竭誠相愛，而萬里長隨，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們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鈞重負，慰藉着慘淡人生，以愛的甘露滋潤着他的生命之樹百歲常青。
說到這裏，我想起老將軍去世後報紙上刊載的一篇文字。字數不多，照錄如下：
一個秋天的午後，張學良來到上帝面前報到。上帝見他眉頭緊鎖着，一改平日常見的開朗笑容，便問：“怎麼回事?”
他說：“我和趙四是同命鳥，比目魚。本想跟她一塊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罷，那就再活上幾年，好抽空兒回東北那疙瘩會會老少爺們兒，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來。總是‘瘸子屁股——兩擰着’。”
一席話逗得上帝撲哧笑了，說：“你還不知足啊?得到的夠多了：愛情、功業、壽命，要啥有啥，稱得上‘英雄兒女各千秋’啊！”
“可是，”張學良大聲吼叫起來，“我一輩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確確實實，愛情、功業、壽命集中他一個人身上，中外古今無人堪資媲美。當然，就失去自由這一終生憾恨來說，也是少有其匹的。這使人想起那個古老的故事《光榮的荊棘路》：一個叫做布魯德的獵人，獲得了無上的榮譽與尊嚴，可是，卻長時期遭遇難堪的厄運與生命的危險。張學良一生的際遇，正是這個域外故事的中國版。
一般講，傳世、不朽要藉助掀天事業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謂立功、立德、立言。可張學良靠什麼呢?後兩方面，談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歲就中止了，以後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於歲月塵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遺忘，當是情理中事。可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獨海峽兩岸，包括世界範圍內，張學良都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無限的可言說性的當紅角色。
《徐霞客遊記》中有一段記述華山的文字：“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屹出雲表；及入關，反爲岡隴所蔽。”有些人物就是這樣，需要在足夠遠的距離、相當長的時段裏去考究，方能窺其堂奧。張學良恐怕就屬於這類典型。至於這種超越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的奇特現象是怎麼形成的，簡單幾句話很難說清楚。
幾十年來，人們都擔心他會過早地摧折。劇烈的顛折，精神的磨難，壓抑的環境，都像致命的強酸日夜蝕損着他的心靈，摧殘着他的健康。可是，他卻奇蹟般地活了101歲，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可圈可點的世紀大典。壽命長，閱歷就豐富，在一個多世紀的生命歷程中，他既有鮮花着錦、烈火烹油的崢嶸歲月，也苦捱過長達兩萬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陸和孤島臺灣，光是囚禁地就換了十五六處。他雖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卻目送了許許多多政治人物走進墳墓，其中也包括那個囚禁他的獨裁者及其兩代兒孫。
當然，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長壽並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習慣語：它既是一種機緣，也是嚴峻的挑戰。歷史上，許多人都沒能過好這一關。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寫過這樣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早年的汪精衛，頭上也曾罩過“革命志士”的光環，如果他在刺殺攝政王載灃時，僥倖而死，也就沒有後來成爲“大漢奸”的那段歷史，而遺臭萬年了。當時他的《被逮口占》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是也曾傾倒過許多革命青年嗎?
我們不妨設想——
如果26歲之前，張學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過是一個“瀟灑美少年”，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可是，後來他擁有足夠的時間，從而獲得了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
如果30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所期待的，成爲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在紅極一時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40歲之前，他沒有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倖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
如果50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臺灣“二．二八”起義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絕古空今的眩目異彩和生命張力。
如果百歲之前，他在口述歷史或者各類談話中，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爲也就成了一場鬧劇。事實上，出於各種心態與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靜候在那裏，等着“看戲”，看他在新的時空中邂逅自己的過去時，會以何種方式、何種態度、何種內涵作最後的交代。面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爲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伴着海兩天風，太平洋的潮汐終古奔騰喧嘯，斜暉朗照下，威基基海灘也照樣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紀老人的身影卻再也不見了，他已經走進了永恆的歷史。作爲既渡的行人，前塵回首，他早已習慣於不矜不躁，但也不會有任何愧赧，他的靈魂必定是坦蕩而安然的。他曾以做箇中國人感到無上榮光，併爲之獻出一切；他的祖國，也爲擁有這個偉大的兒子而無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羅所說，將長存於生者的記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