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閭：用破一生心

王充閭：用破一生心

伴隨着“皇帝熱”、“辮子熱”的蒸騰，曾國藩也被“炒”得不亦樂乎。其緣由未必都是市場的驅動，很可能還出自一種膜拜心理：拜罷英明的“聖主”，再來追慕一番“中興第一名臣”，也是滿合乎邏輯的。只是我總覺得，這位曾公似乎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可親、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憐。他的生命樂章太不瀏亮，在那顯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瑣、畏縮的軀殼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人們不禁要問：活得那麼苦、那麼累，值得嗎？

關於苦，佛禪講得最多，有所謂“人生八苦”的說法：生、老、病、死，生與俱來，可說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厭憎聚、愛別離、五蘊盛，則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異了。古人說，人之有苦，爲其有欲，如其無慾，苦從何來？曾國藩的苦，主要是來自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慾望，結果就心爲形役，苦不堪言，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

說到慾望，曾國藩原也無異於常人。經書上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農村，少年時代也是生性活潑，情感豐富的。十多歲出外就讀，浪漫不羈，倜儻風流。相傳他曾狎妓，妓名春燕，於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歿，他遂集句書聯以悼之：“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此日竟隨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樑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一時傳爲佳構。至於桎梏性靈，壓抑情感，則是系統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之後。其間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過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歲肄業於湘鄉書院，改號滌生，六年後中進士，更名國藩。“滌生”，取滌除舊污，以期進德修業之意；“國藩”，爲國屏藩，顯然是以“國之干城”相期許。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畫出儒家“修、齊、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瞭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終極追求。目標既定，剩下來的就是如何踐履、如何操作的問題了。他在這條漫漫人生之路上，作出了明確的戰略選擇：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過登龍入仕，建立赫赫事功，達到出人頭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過內省功夫，躋身聖賢之域，“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達到名垂萬世。

這種人生鵠的，無疑是至高、至上的。許多人拚搏終生，青燈皓髮，碧血黃沙，直至賠上了那把老骨頭，也終歸不能望其項背。某些碩儒名流，德足爲百世師，言可爲天下法，卻缺乏煌煌之業、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萬里侯的勳臣宿將，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後，都只能在徒喚奈何中嚥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氣。求之於歷代名臣，曾國藩可說是一個少見的例外。他居京十載，中進士，授翰林，拔擢內閣學士，遍兼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後，辦湘軍，創洋務，兼署數省總督，權傾朝野，位列三公，成爲清朝立國以來漢族大臣中功勳最大、權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應該說是超越了平凡；作爲封建時代最後一位理學家，在思想、學術上造詣精深，當世及後人稱之爲“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爲“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爲了實現這“兩個超越”，他竟耗費了多少心血，歷經何等艱辛啊？只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過，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歷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揹負上從儒家那裏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之後，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鉅細無遺的羅網，任憑你有孫悟空那樣的沖天本領，也難以掙破網眼，逃逸出去；何況，他自己還要主動地參與結網，刻意去做那“綴網勞蛛”呢！隨着讀書漸多，理路漸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終極追求，便像定海神針一般把他牢牢地鎖定在無形的煉獄裏。

歌德老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性格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這恐怕不是一個“遺傳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還應從環境和教養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歷史文化積澱，已經爲他做好了精巧的設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歷史、認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構了，最終成爲歷史和時代的製成品。於是，他本人也就像歷史和時代那樣複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了悖論。這樣一來，他也就作爲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作爲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地告別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其悲劇性的人生命運。

二

這種無形的煉獄，是由他自己一手鑄成的。其中的奧蘊無窮，但一經勘破，卻也十分簡單：要實現“兩個超越”，就必須跨越一系列的障礙，面對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這也就是他進退維谷，跋前躓後，終生抑塞難舒，身後還要飽遭世人訾議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爲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你能夠甘於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聖人早就教誨了：“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這個嚴峻的課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他對於古代盈虛、禍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樹大招風的歷史教訓，實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着顛危之虞、殺身之禍。

他一生的主要功業在鎮壓太平軍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滅頂的慘敗，眼看着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於一旦，一時百憂交集，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後，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並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只好“打掉門牙肚裏吞”。正如他所自述的：“餘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濱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麼，獲取勝利之後又怎樣呢？撲滅太平天國，兵克金陵，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位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按說，這時候應該一釋愁懷，快然於心了。可是，他反而“鬱郁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後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同是一種苦痛，卻有不同層次：過去爲求勝而不得，自是困心恆慮，但那種焦苦之情常常消融於不斷追求之中，裏面總還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現在的苦痛，是在歷經千難萬險終於實現了勝利目標之後，卻發現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場災禍，而並非預期的福祉，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

到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清楚了，儘管他竭忠盡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因其用兵過久，兵權太重，地盤忒大，朝廷從長遠利益考慮，不能不視之爲致命威脅。過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東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對付太平軍非他莫屬。而今，席捲江南、飆飛電舉的太平軍已經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隨時都能問鼎京師的，是以湘軍爲核心的精強剽悍的漢族地主政治、軍事力量。在歷史老人的撥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個燒餅，湘軍和太平軍調換了位置，成爲最高統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實，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從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總體戰略出發，採取多種防範措施，一面調兵遣將，把守關津，防止湘軍異動；一面蓄意扶植淮軍，從內部進行瓦解，限制其勢力的膨脹。破城後，清廷立即密令親信以查閱旗營爲名，探察湘軍動靜。當日咸豐帝曾有“克復金陵者王”的遺命，可是，慶功之日，曾氏兄弟僅分別獲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膽戰的是，湘軍入城伊始，即有許多官員彈劾其紀律廢弛，虜獲無數，殘民以逞。清廷下詔，令其從速呈報歷年軍費開支賬目。打了十幾年爛仗，軍餉一毫不撥，七拼八湊，勉強維持到今日。現在，徵袍上血漬未乾，卻拉下臉子來查賬，實無異於頒下了十二道金牌。聞訊後，曾國藩憂憤填膺，痛心如搗。“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現。此時心跡，他已披露在日記中：“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

對於清廷的轉眼無恩，總有一天會“卸磨殺驢”，湘軍衆將領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擁立”之念。據說，曾氏至爲倚重的中興名將胡林翼，幾年前就曾專函探試：“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看後惶恐駭汗，悄悄地撕個粉碎。湘軍集團第二號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寫一聯，故意向他請教：“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閱後，將下聯的“似”改爲“未”，原封送還。曾的幕僚王門運在一次閒談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虜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嚇得不敢開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點畫。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連串的“妄”字。

其實，曾國藩對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麼死心塌地地愚忠，只是，審時度勢，不敢貿然孤擲，以免斷了那條得天地正氣、做今古完人的聖路。於是，爲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繼續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採取“斷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軍之後，主動奏請將自己一手創辦並賴以起家的湘軍五萬名主力裁撤過半，並勸說其弟國荃奏請朝廷因病開缺，回籍調養，以避開因功遭忌的鋒芒。他說：“處大位大權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漸可以收場耳。”這兩項舉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卻又有些礙口的，見他主動提出，當即予以批准。還賞賜曾國荃六兩人蔘，卻無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傷心至極。

三

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內聖外王”，既建非凡的功業，又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面的超越；那麼，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爲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惕懼。

去世前兩年，他曾自撰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上聯揭示內心的衷曲，還算寫實；下聯則僅僅是一種願望而已，哪裏有什麼“坦坦蕩蕩”，恰恰相反，倒是“悽悽、慘慘、慼慼”，庶幾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闕失勢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恥笑的把柄勢必越積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慾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合乎聖訓，中規中矩。在這麼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他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說函札之類本來就是寫給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記，他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既爲內心的獨白，就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生前歿後，必然爲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會廣泛流佈於世間，因此，下筆至爲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騭，絕少涉及，爲的是不致遭惹麻煩，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裏面倒是記載了個人的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他都要痛自悔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裏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於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

他在日記裏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脈把得很準，治療也是對症的，應該承認，他的頭腦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無異於放了一陣空槍，最後，依舊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賞蘇東坡的一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可是，也就是止於欣賞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蘇東坡說的做，真的能在一個“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沒有後來的曾國藩了，自然，也就再無苦惱之可言了。由於他整天憂懼不已，遂導致長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爲他開了一個藥方，他打開一看，竟是十二個字：“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嘗不懂得黃老之學可療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標的驅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作萬世師表，怎麼可能淡泊無爲呢？

世間的苦是多種多樣的。曾國藩的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爲了“一語驚人”，冥心孤詣、刳肚搜腸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賀，他的母親就曾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但這種苦吟中，常常含蘊着無窮的樂趣；曾國藩的苦，和那些終日持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誠發自一種真正的信仰，由於確信來生幸福的光芒照臨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中堂大人”則不然，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爲荒淫君主、陰險太后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什麼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而是爲了實現現實人生中的一種慾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的這種痛深創鉅的苦難經驗，倒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貞婦爲了掙得一座旌表節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國藩同樣也是爲着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

他節慾，戒菸，制怒，限制飲食，起居有常，保真養氣，日食青菜若干、行數千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可說是最爲重視養生的。但是，他卻疾病纏身，體質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不語，勉強活了六十二歲。死，對於他來說，其實倒是一種徹底的解脫。什麼“超越”，什麼“不朽”，統統地由他去吧！當然，那種無邊的痛苦，並沒有隨着他的溘然長逝而掃地以盡，而是通過那些家訓呀，書札呀，文集呀，言行錄呀，轉到了親屬、後人身上，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痛苦的傳承，媒體的鏈接。

前幾年看到一本“語錄體”文字，它從曾國藩的詩文、家書、函札、日記中摘錄出有關治生、用世、立身、修業等內容的大量論述，名之曰《人生苦語》。一個“苦”字將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跡活靈活現地概括出來，堪稱點晴之筆。

四

曾國藩以匡時濟世爲人生的旨歸，以修身進德爲立身之本，採取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無疑是承傳了孔孟之道的衣鉢，但他同時，也有意識地吸收了老莊哲學的營養。他是由儒、道兩種不同的傳統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可以說，他是中國歷史上兼收孔老、雜糅儒道最爲純熟、最見工力的一個。

由於他機敏過人，巧於應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順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極爲熱切，簡直就是一個有進無退的“過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過；但是，出於明哲保身的機智和韜光養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還是把“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奉爲終身的座右銘，把黃老之學看作是一個精神的逋逃藪，一種適生價值與自衛方式，準備隨時捲縮到這個烏龜殼裏，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靈上的撫慰；一面從“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權謀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裏，老子與莊周的份量並不一樣。別看他選定的奉爲效法榜樣的三十二位中國古代聖哲中，只有莊周而無老子，其實，這是一種“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障眼法。莊周力主發現自我，強調獨立的人格；不僅無求於世，而且，還要遺身於世慮江山之外，不爲世人所求。這一套浮雲富貴，糞土王侯，曠達恣肆，徹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對曾國藩來說，無異於南轅北轍；倒是作爲權謀家、策略家、徹底的功利主義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進退、識時務，見機而作的，孟子就說過嘛：“孔子，聖之時者也”。

他平生篤信《淮南子》關於“功可強成，名可強立”的說法。“強”也者，勉強磨鍊之謂也，就是在獵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強勉功夫。但他又有別於那種蠻幹、硬拚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國荃剛愎自用，好勇鬥狠，有時不免意氣用事，曾國藩怕他因倨傲招來禍患，總是費盡脣舌，勸誡他要“慎修以遠罪”。聽說其弟要彈劾一位大臣，當即力加勸止，他說，這種官司即使僥倖獲勝，衆人也會對你虎視眈眈，側目相看，遭貶的本人也許無力報復，但其他人一定會蜂擁而起，尋隙啓釁。須知，樓高易倒，樹高易折，我們兄弟時時處身險境，不能不考慮後果。他告誡其弟：從此以後，只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向掀天揭地處着想。這並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爲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處處都是危途。

清代道鹹以降，世風柔靡、泄沓，盛行一種政治相對主義和圓融、渾沌的處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鏞，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門人向他請教，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有人賦《一翦梅》詞來描畫這種時弊：“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曾國藩由於深受儒學濡染，志在立功揚名，垂範萬世，肩負着深重的責任感，儘管老於世故，明於趨避，但同這類“琉璃蛋”、“官混子”卻是判然有別的。我們也許不以他的功業爲然，也許鄙薄他的爲人處世，但是，對於他的困知敏學，勤謹敬業，勇於用事的精神，還應該予以承認。

曾國藩是一個極爲複雜的生命個體，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大書”。在解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他的清醒、成熟、機敏之處實在令人心折，確是通體佈滿了靈竅，積澱着豐厚的傳統文化精神，到處閃現着智者的輝芒。當然，這是從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評意義上說，卻又覺得多無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謀呀，經驗呀，知識呀，修養呀，可說應有盡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實，一個人只要喪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發點，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個頭腦發達而靈魂猥瑣，智性充盈而人性泯滅的有知覺的機器人。

五

對於閱世極深的曾國藩來說，我想，他不會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過是一場鬧劇，而扮演角色的無非是一具具被人牽線的玩偶，原是無須那麼叫真的。他自己就曾說過，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終身闇然退藏。難道是他們有什麼特異的天性？不過是因爲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計較的。秦漢以來至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踞權要之時，自以爲才智高人萬萬，簡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們死去以後再看，跟那些“營營而生，草草而死”的廝役賤卒，原沒有什麼區別。那麼，今天的那些處高位而獵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曉得自己和那些賤夫雜役一樣都要同歸於汩沒，到頭來並沒有什麼差異，――難道這還不值得悲哀嗎？

我們發現，在曾國藩身上，存在一種異常現象，即所謂“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話說得是多麼動聽啊，可是，做起來卻恰恰相反，言論和行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責備，處處追求圓滿，般般都要“毫髮無遺憾”，其結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產生矯情與僞飾，以致不時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僞君子、假道學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僞。”對此，清廷已早有察覺，曾降諭於他，直白地加以指斥：總因“過於好名所致，甚至飾辭巧辯。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至於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觀火了。幕僚王門運在《湘軍志》一書中，對曾氏多有微辭，主要是覺得他做人太堅忍、太矯情了；而與曾氏有“道義之交”的今文經學家邵懿辰則毫不客氣，竟當面責之以虛僞，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左宗棠更是專標一個“僞”字來戳穿他的畫皮，逢人便說：“曾國藩一切都是虛僞的。”

作爲一位正統的理學家，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在接受程朱理學巧僞、矯飾的同時，卻能不爲其迂腐與空疏所拘縛，表現出足夠的成熟與圓融。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我總覺得，在他身上，透過禮教的層層甲冑，散發着一種濃重的表演意識。人們往往難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還是逢場作戲，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還是虛應故事；而他自己，時日既久，也就自我認同於這種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記了人生畢竟不是舞臺，卸妝之後還須進入真實的生活。

他嘗以輕世離俗自許，實際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爲如果真的輕世離俗，就說明已經徹悟人生，必然生髮出一種對人世的大悲憫，就會表現得最仁慈，最寬容，自己也會最輕鬆，最自在。而他何嘗有一日的輕鬆自在，有一毫的寬容、悲憫呢？他那堅忍、強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彌篤的強烈欲求，已經凍結了、硬化了全部的愛心，剩下來的只有漠然無動於衷的冷酷與殘忍，而且，還要掛出神聖的幌子。他辦團練時，以利國安民爲號召，主張“捕人要多，殺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團紳捉來“人犯”，總是不問情由，立即處死。一次，曾國藩路過一村，遇賣桃人與買者爭吵，賣者說沒有付款，買者說已經付了。經過拘訊，證明是賣者撒謊，他當即下令將其斬殺。一時街市大譁，民衆驚呼：“欽差殺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戶”。事見《梵天廬叢錄》。

他曾親自爲湘軍撰寫了一首《愛民歌》，讓官兵們傳唱：“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實際執行情況又怎樣呢？曾氏幕僚趙烈文記下了攻破天京後的親眼所見：“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大局”；“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湘軍逢男人便殺，見婦女便擄，“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戳以爲戲。”“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屍骸塞路，臭不可聞”。湘軍將領彭玉麟寫過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後四句雲：“九派濤紅翻戰血，一天雨黑洗徵裘。直教殄滅無遺種，屍擁長江水不流。”對照這般般記述，再回過頭來讀一遍那堂而皇之的《愛民歌》，豈不恰成尖銳的諷刺！

省社會科學院的一位朋友來聊天，看了我寫的這份初稿。他說，選取人性閱讀這個角度頗有新意。臨走前，還告訴我，從他外祖父手中傳下來一幅曾國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許有助於瞭解其人，因爲相貌總是精神的一種外現，即使不是全部，起碼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個人的內在性格。我趕忙跟他到家，拿過照片來細細地端詳一番：寬敞的前額上橫着幾道很深很深的皺紋；臉龐是瘦長的，尖下頦，高顴骨；粗粗的掃帚眉下，長着長挑挑的三角眼，雙眸裏閃射出兩道陰冷、凌厲的毫光；濃密的鬍鬚間隱現着一張輕易不會嘻開的薄脣闊口。留給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種心事重重、淵深莫測的感覺。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國藩，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