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臺灣大學演講稿：大學裏選擇科系的標準

大學的生活——學生選擇科系的標準

演講時間：1958年6月5日

——胡適在臺灣大學法學院的勵志演講稿

校長、主席、各位同學：

1、哥哥告訴我：千萬不要學文學和哲學

記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爲我送行，臨行時對我說，我們的家早已破壞中落了，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復興家業，重振門楣，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因爲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我說好的，船就要開了。

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生共有七十人，分別進入各大學。在船上我就想，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於是只好採取調和折中的辦法，要學有用之學，當時康奈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於是就決定去學科學的農學，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

那時進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當時最好的農學院，且不收學費，而每個月又可獲得八十元的津貼；我剛纔說過，我家破了產，母親待養，那時我還沒結婚，一切從儉，所以可將部分的錢拿回養家。另一是我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將來學會了科學的農業，也許可以有益於國家。

2、去美國學做農活對國家有什麼用？

入校後頭一星期就突然接到農場實習部的信，叫我去報到。那時教授便問我：“你有什麼農場經驗？”我答：“沒有。”“難道一點都沒有嗎？”“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農夫。”教授說：“這與你不相干。”我又說：“就是因爲沒有，纔要來學呀！”後來他又問：“你洗過馬沒有？”我說：“沒有。”我就告訴他中國人種田是不用馬的。於是老師就先教我洗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問我會套車嗎，我說也不會。

於是他又教我套車，老師套一邊，我套一邊，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農場做選種的實習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繼續的忍耐下去。農復會的沈宗瀚先生寫一本《克難苦學記》，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長的序。我們那時學農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過腳下過田，是唯一確實有農場經驗的人。

學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選兩個學分，於是我選種果學，即種蘋果學。分上午講課與下午實習。上課倒沒有什麼，還甚感興趣；下午實驗，走入實習室，桌上有各色各樣的蘋果三十個，顏色有紅的、有黃的、有青的……形狀有圓的、有長的、有橢圓的、有四方的……

要照着一本手冊上的標準，去定每一蘋果的學名，蒂有多長？花是什麼顏色？肉是甜是酸？是軟是硬？弄了兩個小時。弄了半個小時一個都弄不了，滿頭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擡頭一看，呀！不對頭，那些美國同學都做完跑光了，把蘋果拿回去吃了。他們不需剖開，因爲他們比較熟習，查查冊子後面的普通名詞就可以定學名，在他們是很簡單。

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錯的。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以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爲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是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

3、轉系到我感興趣的文學專業

那麼，轉系要以什麼爲標準呢？依自己的興趣呢？還是看社會的需要？我年輕時候《留學日記》有一首詩，現在我也背不出來了。我選課用什麼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中國現代需要什麼？

但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並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着自我的興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我的興趣在什麼地方？與我性質相近的是什麼？問我能做什麼？對什麼感興趣？我便照着這個標準轉到文學院了。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於達成願望。

在文學院以哲學爲主，英國文學、經濟、政治學之門爲副。後又以哲學爲主，經濟理論、英國文學爲副科。到哥倫比亞大學後，仍以哲學爲主，以政治理論、英國文學爲副。我現在六十八歲了，人家問我學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