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饒毅2016中信書院年會演講：中國未來與科學的隱患

2015年12月11日，2016中信書院首屆線上年會盛大開幕。以“2016中國的發展邏輯”爲主題，在中國經濟步入深度調整階段的背景下，探討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方面的發展趨勢，共同探索未來中國的發展邏輯。

以下整理出北京大學教授饒毅在年會上的演講稿全文

中國未來與科學的隱患

演講時間：2015年12月11日

——北京大學教授饒毅在2016中信書院首屆線上年會的勵志演講稿

我今天主要講四點：1）中華民族缺乏科學傳統；2）中國科學發展的歷史很短；3）華人羣體盛行實用主義；4）中國未來需要自然科學。

中華民族缺乏科學傳統

第一點需要說明，中國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種說法：“中國古代有很好的科學傳統，到明清後中國科學落後於西方”。這是誤傳，誤傳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鴉片戰爭後，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希望中國強大，提出來我們“古代行，現代不行”以便鼓勵自己。這種的說法傳給外國人，特別是由英國的李約瑟再用英文說一遍，出口轉內銷對我們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這一說法違反基本事實。中國在古代有沒有過科學？有，但很弱，而且特別缺乏抽象、系統、深刻的科學，有的主要是比較簡單的、接近實用和實用的，如與天文、農業、醫學相關的科學。以古希臘爲重要起源的科學，經歐洲傳入阿拉伯，再從阿拉伯傳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長的歷史進程，而中國極少參與。看過歐基米德《幾何原本》的，就係統性、深刻性、準確性而言，會感慨是否西方科學在兩千多年前達到的程度在兩百年前的中國可能都未達到？

我們傳統在科學方面不如西方，但我們並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爲我們的智力主要沒用於自然科學。我們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詩歌，可能有些人會認爲是比英文的詩歌要美很多，包括結構上的巧妙。在兩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難看出選擇科學、還是人文一定會有很大的後果。最近幾百年，人類纔有共識——自然科學傳統的巨大意義。我們的文化對真理的追求相當弱，對自然的好奇整體上也是相當差。不僅以前差，現在恐怕還是不能盲目樂觀。對真理和自然的態度成爲文化傳統的重要隱患，今天可能還不僅影響我們的科學技術，而對我們的社會也有影響。

中國科學發展的歷史很短

我們的科學主要是從國外、特別是西方引進，西學東漸最初很慢。幾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科學的意義。西方傳教士爲了傳教而用科學技術來向我們顯示西方文化，用科學技術來作爲例子。而中國人很多還稱之爲“奇技淫巧”。當時只有很少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翻譯西方科學著作的時候，深刻地體會到西方的科學很強，而且遠優於我們，但中國人普遍不瞭解。

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槍炮打開中國大門以後，中國纔有普遍的共識，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如人，並且科技對於國家整體發展很重要。此後，我們引進科學的速度加快，同時我們國家小學、中學、大學逐漸普遍採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國原來以文科爲主的教育。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學逐漸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進中國。理工科大面積引進西方的模式和內容，至今爲止，絕大部分的中小學和大學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體系和成就爲內容，教科書以翻譯西方的教科書爲主，當有少數翻譯翻譯得比較好，少數編譯，在翻譯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說法。偶爾出現過中國寫書西方用的情況。1940年代，北京大學生物系的李景鈞教授，用英文撰寫《羣體遺傳學》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爲李森科主義在中國流行，李景鈞被迫離國出走，通過香港轉至美國，在美國重新出版了這本書，且再版幾次，成爲全世界的羣體遺傳學教科書。

1949年以前條件很差、科學研究規模小。我們經常講西南聯大或北平協和醫學院，它們確實在一些學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當高，有可能清華大學數學系在同時擁有陳景潤和華羅庚的時候，是迄今爲止我國數學離世界數學高峯最近的時候，當然今天中國的數學做得好的人比那時多，但要超過陳景潤和華羅庚這樣的組合，恐怕今天不能說一定出現過，以後應該會出現。協和醫學院在1920、1930年代的醫學科學研究做得非常好。協和醫學院是由美國洛克菲勒出資建立，且非教會學校。建校原則要求研究、教學和醫療服務三頭並進。這種方針和政策在當時是很獨特的。1920年代的中國，相當多的人飯都吃不飽，協和醫學院居然要研究、教學、醫療並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個例子，有一位鮮爲人知的微生物學家——謝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發表的論文數量和質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後幾十年協和醫學院其他人全部加起來，可能也不如他當時的工作。國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長。一方面經費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後不久，特別是當他們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後，抗戰就開始了，所以投入後得到的回報有限。當時做科學的人少、規模小，談不上蓬勃發展。

我在我們的新書《辛酸與榮耀—中國科學第一個諾獎之路》不僅介紹了屠呦呦的工作，還介紹了1940年代從中藥獲得抗瘧化學分子常山鹼的先驅科學家張昌紹，他從西方留學回國後爲我國找抗瘧藥，他和他同代的留學西方回國的科學家從科學研究到人才培養做的工作，爲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學生做了必要的鋪墊。可惜張昌紹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國家內憂外患、經濟情況不能支持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人並不很喜歡自然科學，中國人真正願意學自然科學的很少。北京大學生物系在創辦的前幾年，一共只有三個學生，其中一個是現在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家郝柏林的父親郝景盛。其他學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總體學科學的學生人數相當少。

從1949年到也許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間，因爲做官發財成爲高危職業，中國人願意做自然科學的較多，也許是中國歷史上不僅空前、還絕後的對科學興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國的經濟情況並不允許支持大規模的科學研究。中國科學院多個研究所在19世紀50年代建立，對中國科學是一個很大的帶動，當然與民國政府時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關係。曾經定位科學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現爭議。熱情最高的年代經費侷限。兩彈一星以及相關的學科得到支持。在非軍事目的的科學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學方面，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島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爲個人，在當時國家並不是特別支持他的情況下，在農業研究方面獲得突出成就。袁隆平於1930年出生於協和醫院，他的出生證現在還存有，有他的小腳丫，更有趣的是負責的醫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遠非一般人認爲的是農民出身，他實際上是民國政府的官二代，他報考重慶的大學也是因爲那時重慶是“國統區”。袁隆平是自己一個人開始做研究，後來纔得到支持。他做科研從1956年開始、研究水稻從1960年開始、雜交水稻是1964年開始。雜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獲諾貝爾獎的屠呦呦參加的523計劃，早期由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參加，以後主要直接主持的是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領導和衛生部的局級領導人作爲行政主管，協調了全國比較多的單位。文革期間，以前的留學生很難參與科學研究工作，除了像張昌紹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進牛棚，另一些人靠邊站。屠呦呦這一輩人的老師主要是西方留學生。屠呦呦和她的課題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獲諾貝爾獎是當之無愧的。需要仔細知道的人，可以看我們寫的書：《辛酸與榮耀：中國科學的諾獎之路》，是參與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爭議的人共同公認的、比較客觀的有關青蒿素歷史的書。

《辛酸和榮耀》這本書，我們不僅會介紹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們也會把張昌紹先生的工作加進去，所以至少是兩代科學的傳承，從一位放棄和平的國外生活，回到戰爭中的中國科學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學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這輩科學家，重新尋找抗瘧藥，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獲得諾獎。所以從自殺的科學家，到得諾獎的科學家，這個歷程非常令人感懷。抗瘧的523並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項目。比如說參與過屠呦呦課題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餘亞剛，他很快被調走是因爲要他參加支氣管炎研究，其目的是爲毛澤東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療辦法。70年代受文革影響很嚴重，很多人不從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報紙，大量才華被浪費。

毛澤東主席去世之後，鄧小平對中國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輕人投身科學技術，與那時風氣分不開。不過很快大家意識到中國科學技術與西方有很大差別，很多人出國留學。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雖然中國人對科學感興趣，但出國造成了中國國內自然科學人才的缺乏，雖然有少部分人回國、還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國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學對中國國內科學技術在短時間造成的直接問題是負面爲主，長期也許還是帶來了更多正面。

中國投入自然科學的經費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經費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聯合清華大學向國家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就是所謂“985”計劃，而同期中國科學院向國家提出“知識創新計劃”，兩個計劃爲高校和科學院帶來了新的資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學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續多久，當時主要目的是救窮救急。

“985”和知識創新計劃到2003年得以延續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會持續，所以我認爲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普遍能夠真正、而非口頭上考慮如何發展科學，恐怕從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個特殊計劃按某個當時的情況投入，而2003年以後大家共同認識到中國可以穩定地發展科學，真正能擺脫當時的問題，用心思來想發展，也可以說是這十幾年。

瞭解科學在中國的歷程，雖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識可以安心考慮發展的只有十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