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墳》原文精選三篇
魯迅《墳》原文精選三篇
導語：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魯迅《墳》原文，希望你們喜歡。
一、《說鬍鬚》
今年夏天遊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里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爲那邊怎樣？”我這才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麼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脣的鬍鬚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脣的，下脣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鬍鬚，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閒情別緻。總之是這鬍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於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脣的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卻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遊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掛着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鬍子向上翹起的。於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鬍子就是日本式的鬍子。”
誠然，他們的鬍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鬍子爲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樑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鬍鬚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鬍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鬍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孳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裏？
我以爲拖下的鬍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卻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爲恨日本，便神往於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鬍子爲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爲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爲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麼？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尚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於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麼大相干。我於是連連點頭，說道：“嗡，嗡，對啦。”因爲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鬍子的左尖端畢，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嗡，嗡，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鬍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鬍子，坐在小船裏，和船伕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於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嗡，嗡，……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爲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伕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於鬍子罷，因爲我從此常常爲鬍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鬍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鬍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鬍鬚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鬍鬚，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樑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爲吸菸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⒄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爲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乎。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鬍鬚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後，鬍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⒀來，於是也就和地面成爲九十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於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裏，竊悲我的鬍鬚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阿，你的鬍子這樣了？”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鬍子這樣了。”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爲尋不着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鬍子“這樣”之後，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二、《春末閒談》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於性急之故罷，覺着夏意了，於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牆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終於乏力，被銜着騰空面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裏，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裏說：“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爲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裏，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採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爲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麼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後，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爲不死不活狀態，這纔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爲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爲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闢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爲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贏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於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爲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爲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爲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於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峯”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爲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闆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那麼，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爲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爲外國，他那裏，可有較好的法子麼？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並沒有什麼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於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於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麼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之後，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這時再不必用什麼制帽勳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並且也不至於再鬧什麼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彷彿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着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着，“以乳爲目，以臍爲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麼看，怎麼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爲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干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爲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麼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麼難問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三、《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菸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着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爲什麼呢？因爲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鑑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彷彿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爲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羣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闢路的，所以說：“爲聖天子驅除云爾。”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着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爲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爲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爲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釣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着出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
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着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颳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着對於外人有着‘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着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徵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爲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爲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爲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爲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纔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爲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爲“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儘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佔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爲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伕含笑⒇，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伕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爲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爲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