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上第一線

　　一夜之間，這城市面目全非，路上無數戴着口罩的面孔，像散亂的、慘白將萎的紙花。忽然接到二姐電話，說：“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而她，是醫生。

　　她說他們醫院緊急開會，全體醫護人員24小時待命，隨傳隨到，任何人拒絕徵召，當即開除……非典原來與我，如此之近。

　　我脫口而出：“開除就開除，我養你。要不然你現在就辭職。”急切得喘不過氣來。

　　她斥我：“說什麼呢，都怕死，都辭職，沒人看病，到最後全地球所有人都傳染上了，那時躲家裏就安全了？再說，醫院什麼病沒見過呀。”

　　很多很多話，在我喉裏糾纏如鬥蛇，我說不出一個字。

　　二姐一貫口氣沉靜：“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萬一……老公是沒辦法了，總不能傳染爸媽吧。我也叫小彭（二姐夫）最近別回他自己家了。就這樣吧。”

　　疾病那麼嚴厲，註定讓人六親不認。至愛卻必須閃開的，是我們，她的父母及姐妹。我知道二姐，已經決定獨自揹負。

　　我每晚打電話給二姐，有時兩三天聯繫不上，一顆心就吊到頸子口。接通了，原來不過是她夜班，她叫我“別窮緊張”。又說，其實醫院裏也人心惶惶，負責消毒的後勤人員，不敢進傳染科，遠遠地，站在大門外高聲問：“你們還好吧？”有的醫生較活潑俏皮，笑道：“健在中。”引發一陣笑聲。

　　瘟疫陰影下的城市，慘淡苦悶，這笑聲，珍貴如一城的碎鑽。

　　報紙鋪天蓋地都是非典消息：“從北京回來的某工程師，感覺不適，發燒至38.5度，120送入醫院後，經診治，證實是大葉肺炎……”這不是二姐所在的醫院嗎？

　　電話裏我說得慌亂，語音七零八落，她嗤一聲笑起來。“你也看到了。今早一上班，一個住院病人，直衝進辦公室大叫：‘我要出院。’報紙舉得高高的，像舉面戰旗似的，直伸到我臉上來……”

　　她是醫生而我不是；危險她觸手可及，離我十萬八千里；緊張到幾乎神經兮兮的是我，而渾若無事的，是她。

　　有段日子，報上盡是醫護人員爭寫申請的光榮事蹟，看得我替二姐十分擔心，又慚愧於自己的一己之私。

　　她只笑：“我是不寫申請的。醫生多了，婦產科、兒科、皮膚科……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一窩蜂都上第一線，有用嗎？再說了，非典期間其他病就自動不發了？那些病人，就不需要醫生嗎？”

　　這幾天她上武黃公路收費站，爲入城人員量體溫。電話裏她仍是輕描淡寫，我絮叨半晌，她略微不耐煩：“反正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他們讓我上第一線，我還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是醫生，在哪裏我都是。”

　　電視上總在說：向所有戰鬥在第一線的醫務工作者致敬，然而第一線之外，並非沒有沙場。刀刃之利，因其刀背的厚重；金字塔入雲的塔尖，是立在寬廣堅實的塔基上。這一場天人大役中，有無數沉默的戰士。

　　我二姐，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醫生。而絕大多數醫生，都如她一樣普通，卻在各自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並且，保持“隨時準備着”的姿態。

　　我相信他們在大疫面前，也心懷恐懼，卻知道畏懼無濟於事，故而，他們必須無畏，必須溫柔而堅定，必須在人羣中，高高地揚起頭。

　　難以言說，這是生活，還是職責。

　　我想，像我二姐這樣的人，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脊樑”。

　　而我的二姐，並不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她嬌小，微胖，雪白的小圓臉總是笑眯眯的，據她以前的病人說，像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