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大風圈外

郁達夫：大風圈外

─—自傳之七

人生的變化，往往是從不可測的地方開展開來的；中途從那一所教會學校退出來的我們，按理是應該額上都負着了該隱的烙印，無處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裏的一處浸禮會的中學，反把我們當作了義士，以極優待的條件歡迎了我們進去。這一所中學的那位美國校長，非但態度和藹，中懷磊落，並且還有着外國宣教師中間所絕無僅見的一副很聰明的腦筋。若要找出一點他的壞處來，就在他的用人的不當；在他手下做教務長的一位紹興人，簡直是那種奴顏婢膝，謅事外人，趾高氣揚，壓迫同種的典型的洋狗。

校內的空氣，自然也並不平靜。在自修室，在寢室，議論紛壇，爲一般學生所不滿的，當然是那隻洋狗。

“來它一下罷！”

“吃吃狗肉看！”

“頂好先敲他一頓！”

象這樣的各種密議與策略，雖則很多，可是終於也沒有一個敢首先發難的入。滿腔的怨憤，既找不着一條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時候，發些紙上的牢騷。於是各班的文課，不管出的是什麼題目，總是橫一個嗚呼，豎一個嗚呼地悲啼滿紙，有幾位同學的卷子，從頭至尾統共還不滿五六百字，而嗚呼卻要寫着一二百個。那位改國文的老先生，後來也沒法想了，就出了一個禁令，禁止學生，以後不準再讀再做那些嗚呼派的文章。

那時候這一種“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只是一個教會學校裏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象是在大浪裏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着的樣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宮毒婦的陰謀暗算，一面雖想變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槍，把紅毛碧眼的鬼子，盡行殺戮。英法各國屢次的進攻，廣東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難者的百姓起來爭奪政權。洪楊的起義，兩湖山東捻子的運動，回民苗族的獨立等等，都在暗示着專制政府滿清的命運，孤城落日，總崩潰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場。

催促被壓迫至二百餘年之久的漢族結束奮起的，是徐錫麟，熊成基諸先烈的棲牧勇猛的行爲；北京的幾次對滿清大員的暗殺事件，又是當時熱血沸騰的一般青年們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當這前後，此絕彼起地在上海發行的幾家報紙，象《民籲》、《民立》之類，更是直接灌輸種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動的有力的號吹。到了宣統二年的秋冬（一九一O年庚戌），政府雖則在忙着召開資政院，組織內閣，趕製憲法，冀圖挽回頹勢，欺騙百姓，但四海洶洶，革命的氣運，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局面了。

是在這一年的年假放學之前，我對當時的學校教育，實在是真的感到了絕望，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個計劃，打算回家去做從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會的聲氣，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定一份上海發行的日報。第二，家裏所藏的四部舊籍，雖則不多，但也儘夠我的兩三年的翻讀，中學的根底，當然是不會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經把第三冊文法讀完了，若能刻苦用工，則比在這種教會學校裏受奴隸教育，心裏又氣，進步又慢的半死狀態，總要痛快一點。自己私私決定了這大膽的計劃以後，在放年假的前幾天，也着實去添買了些預備帶回去作自修用的書籍。等年假考一考完，於一天冬晴的午後，向西跟着挑行李的腳伕，走出候潮門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鄉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

“牢獄變相的你這座教會學校啊！以後你對我還更能加以壓迫麼？”

“我們將比比試試，看將來還是你的成績好，還是我的成績好？”

“被解放了！以後便是憑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奮鬥的遠大的前程！”

這一種喜悅，這一種充滿着希望的喜悅，比我初次上杭州來考中學時所感到的，還要緊張，還要肯定。

在故鄉索居獨學的生活開始了，親戚友屬的非難訕笑，自然也時時使我的決心動搖，希望毀滅；但我也已經有十六歲的年紀了，受到了外界的不瞭解我的譏訕之後，當然也要起一種反撥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顯地問我“爲什麼不進學堂去讀書？”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我總以“家裏再沒有錢供給我去浪費了”的一句話回報他們。有幾個滿懷着十分的好意，勸告我“在家裏閒住着終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時候，我總以“現在正在預備，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學”的一句衷心話來作答。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對我的一生，卻是收穫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每日侵晨，起牀之後，我總面也不洗，就先讀一個鐘頭的外國文。早餐吃過，直到中午爲止，是讀中國書的時間，一部《資治通鑑》和兩部《唐宋詩文醇》，就是我當時的課本。下午看一點科學書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節季已漸漸地進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統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兩岸，和往年一樣地綠遍了青青的芳草，長滿了嫋嫋的垂楊。梅花落後，接着就是桃李的亂開；我若不沿着江邊，走上城東鸛山上的春江第一樓去坐看江總或上北門外的野田間去閒步，或出西門向近郊的農村天地裏去遊行。

附廓的農民的貧窮與無智，經費幾次和他們接談及觀察的結果，使我有好幾晚不能夠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着十畝田的己產，以及一間小小的茅屋的自作農罷，在近郊的農民中間，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從四五月起，他們先要種秧田，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來的，因爲不是水旱無傷的上田，秧就不能種活。租秧田的費用，多則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卻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種稻，即使全家出馬，也還有趕不成同時插種的危險；因爲水的關係，氣候的關係，農民的時間，卻也同交易所裏的閒食者們一樣，是一刻也差錯不得的。即使不僱工人，和人家交換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種下之後，三次的耘植與用肥的費用，起碼也要合二三元錢一畝的盤算。倘使天時湊巧，最上的豐年，平均一畝，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淨谷；而從這四五石谷裏，除去完糧納稅的錢，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間或僱用忙工的錢後，省下來還夠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麼？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來做草紙，利用田的閒時來種麥種菜種豆類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報酬，終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報酬漸減的鐵則，豐年穀賤傷農的事實，農民們自然那裏會有這樣的知識；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曉得去改良農種，開闢荒地，一年之中，歲時伏臘，還要把他們汗血錢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佛，與滿足許多可笑的虛榮的高頭。

所以在二十幾年前頭，即使大地主和軍閥的掠奪，還沒有象現在那麼的利害，中國農村是實在早已瀕於破產的絕境了，更哪裏還經得超廿年的內亂，廿年的外患，與廿年的剝削呢？

從這一種鄉村視察的閒步回來，在書桌上躺着候我開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來的日報。忽而英國兵侵入雲南佔領片馬了，忽而東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廣州的將軍被刺了；凡見到的消息，又都是無能的政府，因專制昏庸，而釀成的慘劇。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義舉失敗，接着就是四川省鐵路風潮的勃發，在我們那一個一向是沉靜得同古並似的小縣城裏，也顯然的起了動搖。市面上敲着銅鑼，賣朝報的小販，日日從省城裏到來。臉上畫着八字鬍鬚，身上穿着披開的洋服，有點象外國人似的革命黨員的畫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紙之上，滿貼在條坊酒肆的壁間，幾個日日在茶酒館中過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嚨，皺緊了眉頭，低低切切，很嚴重地談論到了國事。

這—年的夏天，在我們的縣裏西北鄉，並且還出了一次青紅幫造反的事情。省裏派了一位旗籍都統，帶了兵馬來殺了幾個客籍農民之後，城裏的街談巷議，更是顛倒錯亂了；不知從哪一處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東南面的天空，還出現了一顆光芒拖得很長的掃帚星。我和祖母母親，發着抖，趕着四更起來，披衣上江邊去看了好幾夜，可是掃帚星卻終於沒有看見。

到了陰曆的七八月，四川的鐵路風潮鬧得更兇，那一種謠傳，更來得神祕奇異了，我們的家裏，當然也起了一個波瀾，原因是因爲祖母母親想起了在外面供職的我那兩位哥哥。

幾封催他們回來的急信發後，還盼不到他們的覆信的到來，八月十八（陽曆十月九日）的晚上，漢口俄租界裏炸彈就爆發了。從此急轉直下，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不消旬日，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靂一樣，馬上就震動了全國。

報紙上二號大字的某處獨立，擁某人爲都督等標題，一日總有幾起；城裏的謠言，更是青黃雜出，有的說“杭州在殺沒有辮子的和尚”，有的說“撫臺已經逃了”，弄得一般居民，鄉下人逃上了城裏，城裏人逃往了鄉間。

我也日日的緊張着，日日的渴等着報來；有幾次在秋寒的夜半，一聽見喇叭的聲音，便發着抖穿起衣裳，上後門口去探聽消息，看是不是革命黨到了。而沿江一帶的兵船，也每天看見駛過，洋貨鋪裏的五色布匹，無形中銷售出了大半。終於有一天陰寒的下午，從杭州有幾隻張着白旗的船到了，江邊上岸來了幾十個穿灰色制服，荷槍帶彈的兵士。縣城裏的知縣，已於先一日逃走了，報紙上也報着前兩日，上海已爲民軍所佔領。商會的巨頭，紳士中的幾個有聲望的，以及殘留着在城裏的一位貳尹。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開了一次歡迎那兒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會，家家戶戶便接上了五色的國旗。機城光復，我們的這個直接附屬在杭州府下的小縣城，總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穩穩地脫離了滿清的壓制。

平時老喜歡讀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筆來，也老是痛哭淋漓，嗚呼滿紙的我這一個熱血青年，在書齋裏只想去衝鋒陷陣，參加戰鬥，爲衆捨身，爲國效力的我這一個革命志士，際遇着了這樣的機會，卻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爲，只呆立在大風圈外，捏緊了空拳頭，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看的啞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