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索非亞的愁苦

蕭紅：索非亞的愁苦

僑居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那樣多。從前他們罵着：“窮黨，窮黨。”

連中國人開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會討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着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伕，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鬍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伕。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象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爲我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着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表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麼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爲着一種感情，我從不以爲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爲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粉，嘴脣也是本來的顏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可是她沒笑，她一半說着俄國話。‘涅克拉西爲’。

“呵！壞的，不好的，‘涅克拉西爲’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爲什麼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鐘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着服裝，談着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東的女兒穿着紅緞袍子走過去。

我想，她一定要稱讚一句。可是她沒有：

“白吃白喝的人們！”

這樣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詞，我不知道爲什麼她能說出來？當時，我只是爲着這名詞的構造而驚奇。至於這名詞的意義，好象以後才發現出來。

後來，過了很久，我們談着思想，我們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們，是什麼意思呢？”我已經問過她幾次了，但仍常常問她。她的解說有意思：“豬一樣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

“那麼，白吃白喝的人們將來要做‘窮黨’了吧？”

“是的，要做‘窮黨’的。不，可是……”她的一絲笑紋也從臉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沒再提到“白吃白喝”這句話。我們又迴轉到原來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連女人也不再說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樣沒有增加，這樣一直繼續到“巴斯哈”節。

節前的幾天，索非亞手臉色比平日更慘白些，嘴脣白得幾乎和臉色一個樣，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節前的一日，她說：“明天過節，我不來，後天來。”

後天，她來的時候，她向我們說着她愁苦，這很意外。友情因爲這個好象又增加起來。

“昨天是什麼節呢？”

“‘巴斯哈’節，爲死人過的節。染紅的雞子帶到墳上去，花圈帶到墳上去……”

“什麼人都過嗎？猶太人也過‘巴斯哈’節嗎？”

“猶太人也過，‘窮黨’也過，不是‘窮黨’也過。”

到現在我想知道索非亞爲什麼她也是“窮黨”，然而我不能問她。

“愁苦，我愁苦……媽媽又生病，要進醫院，可是又請不到免費證。”

“要進哪個醫院。”

“專爲俄國人設的醫院。”

“請免費證，還要很困難的手續嗎？”

“沒有什麼困難的，只要不是‘窮黨’。”

有一天，我只吃着乾麪包。那天她來得很早，差不多九點半鐘她就來了。

“營養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沒有了。”

我說：“不是，只喜歡空吃麪包，而不喜歡吃什麼菜。”

她笑了：“不是喜歡，我知道爲什麼。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馬車沒有賺到錢，爸爸的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馬怎麼也會去做客呢？”

“會的，馬到它的朋友家裏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讀得一年了，索非亞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說的。並且當我到她家裏去做客，若當老羊生了小羊的時候，我總是要吃羊奶的。並且在她家我還看到那還不很會走路的小羊。

“吉卜賽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樣話，好象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賽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爲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爲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象在黎明時候靜止着的樹葉，一點也沒有搖動。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抽着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裏一種沉悶的鼓聲來在窗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