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80週年座談會講話稿

2016年12月10日，楊虎城將軍社會福利會、西安事變研究會、西花廳聯誼會等單位發起，楊虎城將軍社會福利會和上海橋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紀念西安事變80週年座談會在西安舉行。以下爲您帶來西安事變80週年座談會講話稿，歡迎瀏覽!

西安事變80週年座談會講話稿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在這裏召開座談會，隆重紀念西安事變80週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向在西安事變中作出貢獻的愛國志士們，向所有爲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奮鬥的前輩和先烈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懷念!

西安事變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三省，隨後又加緊進攻華北，妄圖霸佔整個中國。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危難關頭，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痛感“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於1936年12月12日毅然發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爲中國由長期內戰走向全民抗戰的轉折點，成爲扭轉時局的樞紐。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也因他們崇高的愛國義舉被譽爲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載史冊，彪炳後世。

同志們、朋友們!

回顧歷史是爲了更好地展望未來。西安事變雖然已經過去80年，但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赤誠和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所表現出的強烈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精神，已經成爲激勵我們不斷克服困難、開拓進取的寶貴精神財富。今天，我們對西安事變最好的紀念，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把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和其他愛國先烈爲之奮鬥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努力創造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先輩的業績。

第一，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5000多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經受住無數難以想象的風險和考驗，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同中華民族有深厚持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密不可分。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受到威脅的危難關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就越顯示出強大的力量。西安事變的歷史充分說明，各階層、各黨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歷史積怨，只要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義爲重，都可以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團結起來、共同奮鬥。我國愛國主義始終圍繞着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發展，最終匯流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精神最重要的體現。我們要始終發揚中華民族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守護好、建設好我們偉大的國家。

第二，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則興，民族團結則強。在中華兒女心中，沒有什麼追求比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更神聖、更莊嚴，誰也不應低估我們捍衛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意志和決心。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發動西安事變，是出於民族大義和愛國赤誠;中國共產黨摒棄前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也是從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當前，臺灣執政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箇中國，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要攜起手來，堅決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勢力及言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是兩岸同胞的民意主流。我們要堅持“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毫不妥協反對一切形式的“臺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增強中華民族自信、中華文化自信。兩岸一切有識之士，都應胸懷民族大義，把握時代潮流，超越歷史恩怨和意識形態差異，求同存異，相向而行，攜手締造兩岸中國人共同的願景、共同的榮光。

第三，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與每個中華兒女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相輔相成、融爲一體，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接續奮鬥、百折不回。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的目的，既是爲了救亡圖存，更是爲了振興中華、實現民族復興。8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行百里者半九十”，距離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越近，我們越不能懈怠。當今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進行重大而深刻的變革，我們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更加複雜，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極其繁重。面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與挑戰，我們要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用心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進一步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把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以及一切熱愛中華民族的人們的意志、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來。這樣，我們就會獲得取之不盡的力量源泉，我們的事業就會無往而不勝。

同志們、朋友們!

我們堅信，有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包括大陸同胞、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奮鬥，“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

西安事變時間過程：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爲蔣介石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拒絕。蔣介石堅決拒絕其北上抗日的主張，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着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佈動員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蔣介石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參加晚宴，晚宴期間，蔣介石宣讀了蔣鼎文爲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爲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1936年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佈12月12日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5時，東北軍奉命到華清池捉拿蔣介石，蔣介石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同時，十七路軍扣留了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衝等人遇難，西安事變正式爆發。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

1936年12月12日，共產國際收到西安事變的消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及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人員認爲應該殺死蔣介石，毛澤東也主張公審殺死蔣介石。

南京中央於1936年12月12日23時30分，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方面任命何應欽爲討逆軍總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爲陝甘宣撫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齡在上海收到西安發生事變的消息，就邀請澳籍友人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爲義不容辭，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時，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也同時電告張學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 但12月13日起，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等報刊和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連續發出報道、評論和文章，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分析，並對這一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指責。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學術機關通電全國討張;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等347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蔣行爲。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度後，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了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關於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並將此報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爲此特地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蔣夢麟、梅貽琦、李蒸 、翁之龍、劉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別致電指責張學良。馬相伯致電張學良表達對事變的擔憂。

1936年12月15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100多家報館通訊社聯署發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共同宣言》; 同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緊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爲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爲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爲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1936年12月16日，清華大學教授會發表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 ;同日南京時事月報社、中蘇文化月刊社、婦女共鳴社等217家雜誌社以及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南京市婦女會、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婦女共鳴社、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婦女文化月刊社等婦女團體聯合通電討伐張學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陝變宣言譴責張學良。

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長齊亞諾致電張學良：“汝系吾友，茲若與共產黨聯盟，即成吾敵，中國苟無蔣介石將軍，即不見重於人。”

1936年12月22日，隨着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後，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學良、楊虎成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後由張學良陪同宋美齡和端納往見蔣介石。

1936年12月23日，雙方在張學良公館西樓二層開始正式談判，由宋子文代表國民政府、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談判會。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條主張：1、停戰，撤兵至潼關外;2、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4、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5、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6、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張學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開“三位一體”的表示後，情勢急轉直下，原本“要蔣接受並保證實施(六項條件)”改成只要宋美齡和宋子文擔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蔣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蔣介石承認西北三位一體的軍政組織一條則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陳述了關於放蔣條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須堅持以下三個條件才能放蔣：1、全部中央軍首先撤出潼關;2、南京及蔣通過公開的政治文件宣佈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並召集救國會議;3、開始部分地釋放政治犯。 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後，楊虎城轉而積極贊同中共的主張，但張學良卻不以爲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來又企圖勸說張學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蔣條件， 但張學良已經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前往洛陽。離開西安前，張學良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