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新書《看見》發佈會演講稿

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演講稿網站爲大家整理提供的柴靜在《看見》新書發佈會上所作的一篇演講，她在演講中分講述了這本書的成書過程以及她之所以出這麼一本書的原因。

謝謝邱老，也謝謝各位親友，還有多年來的給位讀者和各位遠道而來的觀衆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天寒地凍，大家遠道而來，辛苦了，在看完剛剛看完那個片子之後，有很多讀者曾經留言給我，問我，爲什麼給你說一個人給你自由你不獨立你仍然是奴隸，我就想了想我寫這本書之前，曾經翻了翻我大概二十歲左右時候的日記，想找點兒參考，但是看了一本兒又一本，然後發現說，這段歷史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爲什麼，因爲裏頭記得事兒，基本上沒有什麼事實，也沒有場景，也沒有描寫，也沒有對話，通篇都是我我我，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反思跟批評，再往下看更悲慘，我原來想，那談戀愛的事兒總該記得比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後發現，當年談過戀愛的人也記不得了，因爲裏面基本上只有描寫，情緒和結論，比如說，看前幾頁的時候還在寫“啊，他是上帝上老師派給我的”，再翻幾頁就變成了“原來他是個人渣”，就都只有結論，看的時候我就想，柴老師，您當年是發生了什麼事兒啊，但是不記得了，所以說，不要是說報道一個國家，就是報道自己都是意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爲報道所要求的準確、客觀、公正、平衡，這些原則有的時候跟人性當中一些矇昧的本能是相牴觸的，人總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蓋那些不利於自己的事實，人想要對他人做出評價，人們想要說，我是正確的以及爲什麼我是如此正確，所以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聞，我們記錄自己的同時也在記錄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的新聞史，也就是我們的心靈史，如果都以我這樣的態度來報道的話，那麼將來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霧一片，一無所見，既看不見他人也看不見自己，因爲這裏面沒有生命的實質。當年我二十三四歲，到央視做新聞，就是帶着這麼一種思維模式來做的，所以那種困窘可想而知。

那時候，陳虻老罵我們。我記得有一次，他拿一個年輕記者的片子說事兒，當然那片子拍的很動人，是拍有一箇中學的老師，然後把四個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裏來，在家裏吃，在家裏住，還給他們訂作業本兒，做的很動情，陳虻說他很感動，但他隱隱約約覺得有點兒不對勁兒，他就把這個記者叫過來問，說“收錢麼”，記者說“收”“收多少錢”說“一個人兩三萬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來十二萬，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還剩下的錢也高於這個老師在學校的工資。陳虻就說，在我不知道收錢之前，訂作業本兒這個動作讓我覺得感動，我知道了之後，這個動作在我看來叫省錢。然後他就問，誰交給你們的，啊，我要請問你們有自己的思想麼，讓你表達你有麼，誰較給你這個的?陳虻說的很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個問題當時我覺得他提的太像外賓了啊，然後我就想我小時候，我媽想讓我受點兒文藝薰陶，也找了各種方式，比如說讓我學學音樂，因爲文藝是最讓人去感染心靈的麼，但我天資比較平庸，到現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會拉一個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學的，會拉一個曲子《小白菜》，手風琴我也會，會拉《鐵道游擊隊》，所以就是就這樣還叫文藝女青年，所以這就是這個年代的一個文藝氣氛，在這個氣氛當中，你看文藝最表現的本來就應該是人，但我們的這個音樂當中的人要麼就是一個戰鬥者，要麼就是一個控訴者，所以這個模式其實滲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爲你很逆反，你以爲你很反對這個，但是稍不留神，心靈的慣性就會驅使你成爲你最反對的人，那怎麼解除它，其實是最困難的事情。

那個時候，陳虻老罵我們，審個片子，他拿過開，看一遍說，你是機器人麼?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戰戰兢兢再拿給他看，這次他很溫和，說，嗯，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就是個機器。但是，靠這種嚴苛的責罵哈，好像也沒有什麼用，因爲你原來這個模式就像一個柺杖一樣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長的路，習以爲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腳沒那麼強健，你都不知道該怎麼往前走，只能癱倒在地，所以，陳虻後來也放棄我了，他就跟我說，唉，你去吧，你這個人靠語言沒什麼用，就是不撞南牆不回頭，他說得對，這個撞了南牆，人的腦袋在上面撞得頭破血流，你纔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纔不會那麼僵化，這個有鬆動的時候吧，外界的東西才能夠侵入你，侵入你的頭腦，侵入你的心靈，擊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來的概念，所以我爲什麼在這本書中寫十年來我所見到的人，因爲只有人才構成了當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準確，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見過4月19號人民醫院的急診室，他們當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離，那簡直是一場逃命一樣的撤離，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後，椅子都已經四腳朝天，就像尖叫一樣，當時的急診科主任朱進紅帶着我去看這個現場，他只給我看牆上有一塊兒小黑板，這個黑板上寫了22個名字絕大多數的後面寫着“肺炎”兩個字，他跟我說，其實都已經是SARS，他說病人不知情，來輸液的也不知情，醫生知情麼?知情，可是每個人都漚在這裏頭，連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說，你清潔區跟污染區怎麼區分啊，他就指了指這兒，“在心裏區分”，我說那你靠什麼防護，他說我考精神防護。人民醫院後來有76位醫務人員感染，有兩位急診科的醫生殉職。他跟我說這些的時候，臉上那種幾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絕望和沉痛，是讓一個年輕人理解，新聞爲什麼要準確。因爲4月19號的時候，很多媒體還在對外界說，市民可以不帶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經對這個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視過我的職責，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輕慢，因爲“準確”二字事關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一說到平等就要在鏡頭面前故作姿態。後來我去採訪李陽的這個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這個採訪提綱之後，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應該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閉着眼睛的十分鐘裏面，我發現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喚醒的是我少年時代的記憶。一箇中學上學的路上，白天被一個小混混推到在街邊，頭磕在那個水泥沿兒上那一瞬間的感覺。我知道最讓人痛快的不是身上的傷或者頭上的土，那種感覺讓你難受的讓你對自己的憎恨，你覺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麼殘破之處我纔會招致這樣的命運，所以我就帶了一束花兒給他的妻子。這個女人看到這束花兒之後，後來她搬出一個家庭的相冊給我看，貼滿了這些年來他們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她跟丈夫的合影旁邊，貼了一支玫瑰花，這個玫瑰花已經很長時間了，是某一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她提醒丈夫的祕書去買回來的，就這一支花，她把那個所有的葉子都用塑料薄膜壓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別好，就是這個乾枯的花瓣給我一個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覺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間，我覺得，沒有人我之分，它跟我一樣，對自身的完整的願望是一樣的，對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它出生在這兒，他這樣生活，我出生在那兒，那樣生活。所以什麼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憫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處在相近的生活當中，你所經受的，我必然經受，當我們共同在爲生存掙扎的時候，我們就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