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人類文明的“痕跡”

　　用什麼可以證明人類文明的存在和發展？
　　
　　城邦、建築、書卷、工具、音樂……這些都沒錯，但還有一樣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垃圾。
　　
　　在意大利的羅馬，人們發現了可能是目前世界上可考證的、最早的垃圾填埋場——泰斯塔喬山。它建成於公元2——3世紀，佔地面積2萬平方米，積存了約58萬立方米的古羅馬時代廢棄的陶罐和瓦片。泰斯塔喬山填埋場堆積的廢棄物從一個層面反映了古羅馬帝國時期的人口聚集和物質生產程度，考古學家可藉此分析出那個時代的人口規模和手工藝水平。
　　
　　威廉·拉什傑等人所著的《垃圾之歌》一書，將“垃圾的考古學研究”作爲全書的副標題。這本書講述了對美國大型生活垃圾填埋場之一、位於紐約的清泉垃圾填埋場的挖掘和採樣研究，發現了很多超出傳統垃圾研究領域的人口、社會、行爲學等方面的有趣信息。
　　
　　2012年，我們對湖北省的一處生活垃圾填埋場進行了採樣分析，最深的樣品取自垃圾填埋場表面以下24米。結果顯示，在填埋場投入使用的14年間，存量垃圾中的塑料廢棄物比例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反映了當今社會塑料產品消費量的快速增長。
　　
　　人類社會對垃圾的處理、利用和管理水平也伴隨着人類文明的發展而提高。
　　
　　在人類社會早期，遊牧部落很少關注垃圾問題，而定居部落必須把垃圾清除掉。古代以色列地區，人們對有機垃圾進行堆肥，對無機垃圾進行焚燒。在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們命令自己的奴隸用陶器收集垃圾和排泄物。在唐朝，我國就已經有垃圾回收這個行業。《太平廣記》記載了（唐朝）河東人裴明禮，“善於理業，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鉅萬”。美國學者富蘭克林·金在清朝末年考察中國的農業發展時，發現我國農田可持續管理的祕訣就在於糞便和有機垃圾的回田利用。他在《四千年農夫》中記錄：“1908年，一個承包商以3。1萬美元的價格獲得了收集7。8萬噸人類糞便的特權，並將其出售給周邊鄉下的農民……”
　　
　　19世紀是垃圾處理史上的重要轉折期。在歐洲，由於城市規模逐步擴大，城市管理者施行了許多有助於改善城市環境衛生的措施，最重要的一個措施是有組織地把垃圾從居民點運送到城外，在街道上放置垃圾桶、建造垃圾坑。
　　
　　1831年，英國和歐洲其他一些國家暴發了霍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糟糕的城市衛生狀況增加了瘟疫傳播的可能性。那個時代的歐洲人普遍開始重新認識城市環境衛生，改變對垃圾處理的觀念，催生了垃圾管理的新時代。1876——1877年，英國的利茲、曼徹斯特和伯明翰等城市建造了最早的一批垃圾焚燒廠，焚燒廠在解決垃圾所帶來的流行病傳播問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世紀末的美國也面臨着“垃圾圍城”的問題。1890年的紐約曼哈頓街頭，隨處可見生活垃圾，紐約法拉盛地區的科羅娜垃圾填埋場堆滿了繁華的紐約城所產生的垃圾。在洛杉磯，用於焚燒生活垃圾的小型焚燒爐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污染。1894年，美國開展了著名的“清潔紐約”計劃，環衛工人身着統一的白色制服，負責城市生活垃圾的清運，也產生了由馬車巡遊市區收集可回收垃圾的產業。1885年，位於紐約總督島的美國第一家垃圾焚燒發電設施投入運營，在此之後，有數百家小型垃圾焚燒廠建成投產。
　　
　　日本的生活垃圾管理變革也出現在19世紀末。在江戶時代（16世紀），城鎮上有專門的垃圾清運者，他們和居民協商價格，把垃圾運送到東京灣填埋場，將有機易腐垃圾、金屬、可燃垃圾挑選出來，分別賣給農家、鐵匠、澡堂。幕府設置有專門的“垃圾糾察”人員，不允許居民私自亂倒垃圾；到了明治時代，一般由警察出面向垃圾清運者授予承包權。日本的《污染掃除法》在1900年出臺，首次明確了政府對環衛事業負有全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垃圾處理基礎設施非常稀缺，生活垃圾問題逐漸突顯。1946年12月，日本東京發佈了第一期《垃圾戰爭週報》，首次提出全社會應對“垃圾戰爭”的嚴峻性。
　　
　　20世紀中葉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生活垃圾的處理不是單一的技術或管理問題，而是行爲改變、技術創新、環境治理、經濟調控、社會管理等多因子影響下的複雜性問題。而垃圾處理也不應只聚焦在末端處理設施，應延伸到產生、收運、利用、處理、處置的全過程。在新的人類文明時代，生活垃圾處理技術和管理手段不斷創新，在科技、產業、文化等方面都面臨着機遇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