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之後，我一句“再見”，說了整整五年

你走之後，我一句“再見”，說了整整五年

至親的死亡，是每個人一生都會遇到的功課。但我們很少人能上好這堂課。

因爲，我們往往都不願意去學，也永遠都學不會如何好好地告別！

但在臺灣，有這樣一位女孩，她以一本書、一部電影，不僅完成了與父親的goodbye之旅，還讓2000萬臺灣人一起參與到這場告別中，讓壓抑多年的悲痛，最終在歡笑與感動中，落幕！

她叫劉梓潔，一個喜歡自稱爲“寫字的人”，而不是“新銳作家”、“年輕女作家”之類。

走出至親去世帶來的悲痛，需要花多長時間？

1年、2年，還是3年……劉梓潔說：“整整5年！”

2005年，農曆八月十六，月圓人團圓後的第一天，劉梓潔的父親卻離開了人世。

從那天起，思念、悲傷一直纏繞於劉梓潔，雖不外顯，卻因深藏而更難走出。

父親七日之喪結束後，劉梓潔回到了她的城市。

這場死亡的告別，隨着“七日”儀式的喧譁與荒誕的結束，也變得很輕很輕。

她甚至輕貓淡寫地跟朋友說：“誒，忘了跟你們說，我爸掛了。”以及：“沒關係，我會經常忘記。”

是的，父親的逝去，在她忙碌的生活裏，輕得了無蹤影，好像被忘記。

只要不刻意想起，就不曾發生，一如往常。

幾個月後的一日，她坐在香港飛東京的飛機上，看到空服員推着免稅菸酒走過，突然，她不經大腦任何理性信息過濾地，天然地想：回臺灣前記得給父親買一條黃長壽。

這個下意識的念頭，只有短得連掐秒錶都不用的半秒鐘，卻讓她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

這時候，她才發現，父親的去世其實很重很重，重得她完全邁不出這個悲痛圈，哪怕只有小小的一步。

這因壓抑許久而瞬間如山洪暴發般猛烈的悲痛，就是獲獎作品《父後七日》的結尾。

2006年，劉梓潔以文字的形式，像“暴露狂”一樣暴露了她的“父後七日”，短短4000字的散文，卻一舉獲得《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首獎，被譽爲“開闢了散文的全新版圖。”

不曾想，這短短4000字，她卻寫了整整一年。這一年，也是“第一年”。

爲何一篇短文的寫作如此漫長？

除了寫一點，就墜入一次悲痛的深淵外，更重要的是——

劉梓潔決定一反窠臼，以黑色幽默筆法來表達喪父之痛，文中，“七日”間各種誇張、反覆的民俗殯葬儀式，極盡荒誕戲謔之意，完全跳脫你所能想象的親情寫作。

爲什麼這麼寫？

她說：“家族中的搞笑因子就存在她的血液中。”

父親在世時就愛說笑話，還常開玩笑要把自己的笑話投稿到報紙發表。與此同時，爺爺壓抑的個性，也流於她的血液中，這種壓抑才讓她選擇以寫作爲悲傷的出口。

因此，引發熱評的散文《父後七日》中，她以嬉笑怒罵的方式轉化、療愈悲傷，繞過所謂的“文藝腔”，不噁心、不矯情。

她確實做到了她的文字標準：好看、好笑。即便這是一出常理中的悲劇。

很快，《父後七日》這篇散文，迅速在網路傳開，一下子，這個虛擬世界，卻因爲這場“貌似的喜劇”，淚水浩劫。

這也印證了劉梓潔的那句話：“並不是悲傷的東西講得好笑的就不悲傷。”

此後，臺灣出現了一連串如“母后一年”的寫作風潮。這是“第二年”。

2008年，導演王育麟找到了劉梓潔，提出了將《父後七日》改編成電影的想法。

因爲“拍一部片子給父親”這個單純的目的，他們倆一拍即合。

當然，劉梓潔也有私心。

她說：“寫文章，希望大家看了好笑，結果大家都覺得很好哭。”因此，她想通過電影的再創作方式，彌補“太好哭”的遺憾。

於是，劉梓潔決定打破原始文本，放棄自傳意味，以電影觀衆爲主，做到好看、好笑。

從人物設定開始，她不再拘泥於完全遵照自己的家庭與親身經歷，而是另闢鷹架，這相繼延伸而出的新架構，反倒更生動地映寫了喪葬的百態儀式。

但這次改編，她又一次經歷了割捨與掙扎。這是喪父之痛的第二次創作。

她小心翼翼地私密地建構另一個關於“父後七日”的世界，寫好後，纔開門，邀請劇組進來。